燃燈祈福是北齊以來宗教祭祀中興起的一種常見重要儀式，也是教徒積累善德的供養(yǎng)手段，佛教、道教都用燃燈象征光明的智慧，外來的祆教、摩尼教等也都有燃燈之舉。點燃香燈實際上是點燃心燈，真正意義在于用借燈獻佛的形式，解脫心苦，祈佛保佑，實現(xiàn)心愿。燃燈者可以破除愚暗開啟人的覺悟，傳燈者普及佛法愛心相續(xù)、累代傳承生生不息。

佛教中將燃燈作為對佛的供養(yǎng)必須形式，與水、花、涂香、飲食、燒香一樣并列，精美的燈盞無疑是燈明智慧、燈火傳遞的供具之一，所以寺院不論是白瓷燈盞、銅燈檠還是摩羯燈等等都非常講究外形的制作。不過燃燈分為燭燈和油燈兩大類，寺院殿堂或室內往往燭燈、油燈并用，院落內外舉行法會儀式時則多用油燈置放石臺之中，燃燈石臺從而與經(jīng)幢相似成為建筑小品的配合件，有著亭亭獨立的藝術造型，傳至韓國、日本飛鳥時代（六、七世紀交際）后成為遍及佛寺園林的建筑裝飾符號和祈愿文化象征。

唐代寺院道觀中建造置放燃燈石臺曾經(jīng)成為開元天寶盛唐時流行風尚，但留存下來的卻不多見。西安碑林博物館自20世紀50年代入藏有一尊唐代開元二十九年（741）的燃燈石臺，近年始為人們關注[1]，其石臺“胡人伎樂”和“混合神靈”線刻畫尤為精美，充溢著外來藝術風格，值得海內外研究。

一 “燃燈石臺贊”祈愿見證

西安碑林藏這座燃燈石臺，殘存長約1.2米，八棱型石柱，（見圖一）應該是石臺中間“身”的部分，根據(jù)座、身、頂三部分結構形制與石柱卯槽觀察，原燈臺上部估計應有燈室，并上接攢尖式屋蓋或石摩尼珠；而下部應有八角形覆蓮底座，或雕刻有佛像瓔珞，或裝飾有幔帳幃幕，這樣燃燈石柱才會比例勻稱，造型優(yōu)美，組合成精致的石柱整體。

圖一

我們不知這座燃燈石臺原出自京城長安何處寺院，或何處遺址，只能依據(jù)石刻文字“題額”和內容定名為《燃燈石臺贊》，（見圖二拓片）全文如下：

圖二

1.然燈石臺讚并序 習藝內教梁幼睦撰

2.建石臺然香燈者，府使蘇公崇圣/

3.教之所立也，判官唐公內教等樹/

4.善因之所贊也，工棌怪石斫而礱/

5.之，對金容而屹起，兼王毫而普照/，

6.深因罕測，大福無邊，載紀鴻休/，

7.敬為銘曰：

8.石臺岌立含寶光，照耀三途并十方/，

9.念茲成就福無疆/。

10.大唐開元歲次辛巳，月直大火，八日庚申建/，

11.云韶使、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蘇思勖/

12.府使判官、朝議郎行宮闈丞唐沖子/

13. 云韶典黎萬全、閭元暉、朱朝隱/、

14.喬榮順，內教折沖王思泰、宋如玉/，

15.內教康宜德、成丑奴、嚴阿仵、高仙兒/

16.張休祥、李阿毛、陳八□、李文殊/

17.趙李生、郭奴子、蘇之儀、薛卻脫/

18.尉遲光、尉遲仙、罕尚真、葛良賓/

19.紀孩孩、武水相、蘇希子、白張八/

20.駱阿毛、魏瑜遜、董孝忠、梅阿九/

21.李勒山、陳阿仙、朱婆兒、楊南建/

22.寧王府典軍白鳳珪，折沖鄭子金，習藝典趙親/

23.云韶長上王沖沖，李福仙、張思察、孫黑奴/

24.余寶、宋尚仙、雍奴子、孫大義、茹思琛/

25.袁尊、孫樹生、劉齊疰、劉齊光、張萬年/

26.孫意、孫二郎、萬俟趙仵、解招俗、曹伏奴/

27.彰禮門押官韋靖、左光暉、師承恩、趙元深/

28.宋令望，京總監(jiān)西面丞閻啟心書/

29.刊層石，樹善因，傳燈無窮，積善多福，奉為/

30.開元圣文神武皇帝、皇太子、諸王、文武百僚、幽冥六道爰及/

31.兆庶同獲斯福。

這篇《燃燈石臺贊》是開元二十九年（741）由一群來自皇宮內以供奉藝人為主體的各色人物，為祈福而樹立的石柱，共有66人署名在面上（圖三、四），其中在史書上記載的著名者如紀孩孩，段成式《酉陽雜俎》記錄市井名伎生日夜宴請到的“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2]。賀懷智和紀孩孩都是當時的琵琶高手。

圖三

圖四

李肇《唐國史補》記載“梨園弟子有胡雛者，善吹笛，尤承恩寵”。僅從石刻名單的人名里觀察，可能也有胡人樂工，例如康宜德、曹伏奴、雍奴子、成丑奴等，即使?jié)h人或是其他蕃族人名也都比較低賤，諸如唐沖子、郭奴子、孫黑奴、梅阿九、駱阿毛、李阿毛、朱婆兒等等。唐代樂戶是掌握音樂技能雜戶，地位雖然比“良人”低賤，但畢竟是皇家樂官制度的下層構成成員。按照《教坊記》說“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3]。不過石刻題名似乎都是男的，沒有女性樂伎，大概宮廷女樂歸宜春院管理[4]。令人疑惑的是，《樂府雜錄》中記載開元時期一些著名樂工卻沒有出現(xiàn)在這座石柱題刻上，如李龜年、張野狐、安不鬧等。可能是云韶樂是“仙家行道”的集體性樂舞，云韶院樂工更番替換不突出個人才藝，人多史無記載，所以石刻記錄下的人名反而彌足珍貴。

唐代文獻里“內教坊”與“教坊”經(jīng)常混用，實際是一個機構，掌管“新聲、散樂、倡優(yōu)之伎”，胡三省注“教坊，內教坊也”[5]。唐初武德年間內教坊使由宦官出任，如意元年（692）武后改名為“云韶府”，神龍年間恢復舊稱。開元十二年（724）唐玄宗為了與開元二年（714）新成立的內教坊區(qū)別，又“自立云韶內府，百有余年，都不出于九重，今欲陳于百姓，冀與公卿同樂”[6]。云韶使是云韶府的行政主管官員，負責皇宮內演奏雅樂“云韶”法曲之事[7]，而蘇思勖是當時有名的宦官，他兼任云韶使，不僅是“置教坊于禁中以處之”，即內教坊設立在大明宮，而且蘇思勖本人可能“曉音律、知技藝”精通樂舞。內教坊樂工時多時少，技藝高超受寵的樂工按照“長入制度”可以長期出入宮中為皇家表演，稱為“長入”。習藝內教、云韶典、云韶長上等職務則為擅長樂舞技藝的人擔任。至于教坊府使判官、內教折沖等官職，均為樂工遙領享受的待遇和地位，類似梨園中的供奉官。而且教坊與云韶府、梨園可以互相調動、互相兼職。

從這個祈福署名人員官職來分析，是由內教坊、云韶府、寧王府、彰禮門、京總監(jiān)等幾個機構組成的。根據(jù)望仙門內東壁有樂具庫的記載[8]，或許彰禮門也是存放云韶樂演奏所用的玉磬、琴瑟、筑、簫、笙、竽、跋膝、登歌、拍板以及大型鼓架等等樂器的地方，所以彰禮門押官也才會列入題名中，與樂工們共為一體。

寧王李憲是唐玄宗李隆基長兄，歷史上不僅以“讓皇帝”聞名于世，更是“審音之妙” [9]，善吹橫笛，愛讀龜茲樂譜，對樂舞音律造詣頗深。寧王府典軍、折沖、習藝典三位列入，說明其平時與宮中內教坊的交流?！短?a href='/jingdian/26397' target=_blank>李憲墓發(fā)掘報告》顯示[10]，63歲的李憲于開元廿九年（741）十一月病故，而《燃燈石臺贊》立于這年六月九日，應是其生前“樂風雅屬”“謙德遺讓”的記錄。

當時技藝精湛的樂工常常到各王府及權貴宅邸獻藝，或去禁軍參加宴聚演出，李龜年“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他們交流技藝往來學習，自然結為圈子。唐代流行結社活動，如官人社、女人社、渠人社、親情社、兄弟社等，也有與佛教活動有關的社，如燃燈社、行像社、造窟社、修佛堂社等，還有僧俗弟子因寫經(jīng)、造經(jīng)、誦經(jīng)而結社，他們盡管來自不同家族、不同地域，但作為俗人弟子共同出資設置石燈、鐫刻石幢、樹立石柱是常有的事。從現(xiàn)存唐代石燈銘刻文字看，很少出自皇家寺院或朝廷資助，均為地方寺院信徒贊助雕造。而這件《燃燈石臺贊》皇家內府色彩濃厚，絕非普通樂人所為，他們或是習藝內典的熟人一起燃燈結社，或是蘇思勖率領的最受皇帝寵信“御前供奉第一部”，志同道合、彼此幫襯，共同供奉，刊石紀事，燃燈的“石臺”其實變成了祈福頌德的“頌臺”。

二 佛教燃燈是節(jié)日信仰標志

燃燈最早傳自印度，東晉高僧法顯《佛國記》描述南亞舉行佛教法會時不僅“作倡伎樂，華香供養(yǎng)”，而且“通夜然燈，伎樂供養(yǎng)”。后來隨著佛教東傳中國，各地佛教法事活動中也屢屢出現(xiàn)燃燈儀式，佛教信徒通常在佛塔、佛像、經(jīng)卷前燃燈，這成為供養(yǎng)行事的大功德，也是佛教徒積累功德的一項重要宗教手段。如遇正月十五、八月十五、臘八等特殊節(jié)日，還要寺院全體出動“內外燃燈”，石窟寺院則由僧團組織“遍窟燃燈”。

《佛般泥洹經(jīng)》卷下記載“天人散華伎樂，繞城步步燃燈，燈滿十二里地”[11]?！稛o量壽經(jīng)》卷下也說：“懸繒然燈，散華燒香”[12]?！斗鹫f施燈功德經(jīng)》更是將燃燈作為僧侶和信徒積累功德的一種形式。玄奘臨死前，專門“燒百千燈，贖數(shù)萬生”[13]。僧侶和官民借燃燈祈愿納福，燃燈供養(yǎng)成為一種常用的祈福儀式，并誦讀《燃燈文》祈求國泰民安、善因增福。雖然各地燃燈儀式的細節(jié)常常不一，但燃燈供養(yǎng)的主題基本相同。龜茲石窟壁畫中就有比丘燃燈供養(yǎng)圖像，跪對佛陀的比丘頭頂、雙肩、雙手均放置燈具，顯示燈具眾多，發(fā)愿祈求功德圓滿[14]。更重要的是燃燈儀式時，梵響與簫管同音，寶鐸與弦歌共鳴，往往有伎樂供養(yǎng)或是歌舞合璧烘托，“通夜然燈，伎樂供養(yǎng)”。尤其是燈具作為佛教六種供具之一，表示智波羅蜜，在佛經(jīng)中多以燈比喻明智慧、破愚癡，因而燈具越造越大，高聳的石燈成為佛教法會上教徒信仰的一種標志。

值得追溯的是，燃燈石臺又稱為“石燈”“燈樓”“燈幢”[15]，中國現(xiàn)存時代最早的石燈為山西太原龍山童子寺北齊石燈。唐代石燈則有山東方山靈巖寺永徽五年（650）石燈、河北曲陽北岳廟延載元年（694）石燈、青州龍興寺景云二年（711）石燈，河北元氏縣開化寺天寶十一載（752）石燈，山西長子縣慈林山法興寺大歷八年（773年）石燈，以及陜西乾縣石牛寺石燈，黑龍江寧安渤海國晚期（893－906年）上京龍泉府朱雀大街南部佛寺石燈等等。

與西安碑林燃燈石臺可比較的是河北廊坊光陽區(qū)古縣村發(fā)現(xiàn)的長明燈樓，原為唐代幽州安次縣隆福寺內遺物，現(xiàn)移入河北廊坊博物館[16]。這座石燈雕制帶紀年刻銘于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年），從石燈托盤上卯槽結構形制來看，原來石燈上部應該有燈室，后來佚失，其形體巨大，高3.4米，漢白玉石質，聯(lián)體壺門方形基座，八邊形燈柱臺座承托盤組成。石柱中部正南面刻有篆書題額：“大唐幽州安次縣隆福寺長明燈樓之頌”。頌序、頌詞皆為楷書體間以行草，安次縣尉張煊撰文，并鐫刻有《燃燈偈》、《知燈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以及功德主姓名、官銜。

隆福寺長明燈樓實際就是石燈臺，臺座上樓閣性燈室“樓”“臺”通用，不僅為考證幽州和安次縣建置沿革提供了證據(jù)，而且豐富的雕刻內容和藝術風格也印證了武周時期佛教寺院中供具的精美。最引人注目的是，石柱上部拱龕里雕有16尊佛像，石柱下部尖拱龕內有浮雕伎樂，有六面伎樂人或跪或坐于須彌式蓮花座上，分別演奏琵琶、排簫、短笛等樂器，兩面為舞動飄帶的舞伎，奉行的也是“華香供養(yǎng)、倡伎作樂”戒律法規(guī)。

據(jù)敦煌文書P.3405《正月十五窟上供養(yǎng)》齋文記錄的十世紀初敦煌佛事燃燈求恩活動中“敦煌歸敬，道俗傾心，年馳妙供于仙巖，大設馨香于萬室，振洪鐘于荀蘆，聲徹三天。燈廣車輪，照谷中之萬樹；佛聲接曉，梵響與簫管同音。寶鐸弦歌，唯談佛德”[17]。可知燃燈點香時有樂舞表演的，至少有樂隊伴奏演出。所以廊坊唐隆福寺長明燈樓上雕刻有樂舞形象，西安碑林開元廿九年燃燈石臺線刻畫更是用繁茂恣意的花卉、人物、動物圖案描繪了這個宏大樂舞場景。

從敦煌文書來看，每逢正月十五、臘八等節(jié)日固定會在莫高窟舉行遍窟燃燈活動，因為正月十五“上元”是“三元之首”必須年年供養(yǎng)不絕，而且“必燃燈以求恩”，作為民間盛大節(jié)日，寺院“燃燈表佛”相延成俗，燈輪光明徹于空界，窟窟常梵寶馥，香氣遍于天衢。唐代將上元燈節(jié)由一夜改為三夜，“先天二年二月，胡僧婆陁請夜開城門，燃燈百千炬，三日三夜”。開元二十八年（740）以正月望日“連夜燃燈”，天寶三載（744）十一月敕“每載依舊正月十四、十五、十六開坊市燃燈，永為常式”[18]?！冻皟L載》卷三“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19]，佛教的燃燈意象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不分貴賤全民同樂的節(jié)日。

佛教常言：不忍圣教衰，不忍眾生苦，用智慧點燃心燈，就是凈化心靈、心香供養(yǎng)，可謂“燈燈續(xù)焰火，慧光普照亮”。要保證“法音宣流，光照大千”，燃燈傳燈之舉成為佛教徒必做功德，大的寺院更是通過僧團運籌組織燃燈活動，四處燃燈表達對佛的崇拜，并誦念祈福的燃燈文。這燃燈需要花費很大開支，佛教徒組成“燃燈社”，湊集油糧以承擔寺院節(jié)日活動，僅敦煌地區(qū)官民燃燈同慶就表明[20]，祈求“國泰安人，永無征戰(zhàn)”，“蕩千災、增萬福，善華長惠”，甚至“燃神燈之千盞”“照下界之幽途”，成為大眾祈愿納福的隆重儀式了。敦煌《燃燈文樣》（P.3461）“燃燈千樹，食獻銀盤，供萬佛于幽龕，奉千尊于杳窟”。不僅專設負責燃燈僧備辦酒食，而且僧官要上窟誦讀發(fā)愿頌贊賀節(jié)。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僧務管理機構“都司”下專設“燈司”在燃燈活動時向燃燈社分配任務[21]。

西安碑林《燃燈石臺贊》是盛唐時宮內云韶府使蘇思勖“崇圣教”，率眾人樹立燃燈石臺祈福的標本，還導引出對當今皇帝的崇拜，又涉及至對皇太子、諸王、文武百僚以及老百姓的祈福，頗有皇家的氣魄，所以資料非常珍貴。

由于漢地社會中佛教的興盛與寺院優(yōu)勢的強大，入華的粟特移民及后裔也受到影響，他們信奉的祆教亦熏染佛教燃燈活動的流風，尤其是粟特人在敦煌佛教教團中勢力強大，由信仰祆教轉為信仰佛教，燃燈祈求光明是其共同的追求[22]。敦煌文書中有“沿路作福，祆寺燃燈”記載[23]，說明祆寺燃燈有崇拜圣火、追求光明的意義，向達先生曾認為唐睿宗時建議夜開城樓“燃燈百千炬”的“僧婆陁”或是西域人火祆教徒[24]。但是作為宗教信仰崇拜，燃燈“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并耀。飛煙清夜，流光洞照。”[25]燃燈從神圣性佛俗到娛樂性民俗的演變，拜火舞到頂燈舞及燈舞的傳遞，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融匯通，早已滲透進“去暗除昏”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

三 燃燈石臺的藝術題材

從貞觀至開元天寶之際，流行的外來文化中，最顯著的標志之一是拂菻藝術遺痕，《宣和畫譜》記載唐代王商、張萱、周昉等所繪《拂菻風俗圖》《拂菻士女圖》《拂菻婦女圖》《拂菻圖》等，拂菻樂、拂菻妖姿舞等也進入皇家內教坊。拂菻繪畫的粉本傳入中國后，一度呈爆發(fā)之勢，受到各個方面的追捧，被廣泛運用于石刻線刻畫上，西安碑林博物館展存的唐開元九年（721）興福寺殘碑碑側胡人騎獅圖、開元十五年（727）唐楊執(zhí)一墓門楣及墓志側十二辰蔓草紋、開元二十四年（736）大智禪師碑碑側菩薩盤坐和女首鳳身圖、唐惠堅禪師碑側獅子與童子紋圖、唐石臺孝經(jīng)碑座長角獅子圖等等都屬于此類作品[26]，陜西臨潼博物館展出唐開元二十九年慶善寺石門和門楣上有童子、塞壬、神獸形象線刻畫，亦是拂菻遺風[27]。唐開元二十一年阿史那懷道十娃夫婦墓石槨上人物圖像也有拂菻狗及類似翼鳥等線刻畫[28]。近年發(fā)現(xiàn)研究的唐開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石槨上勇士牽神獸圖和勇士捧果盤騎神獸敬獻圖更是有力的印證[29]，雖然不是完全套用拂菻藝術中那種希臘羅馬神祗形象，又經(jīng)過印度—伊朗—粟特系列神話造型藝術的傳播，但在神話故事的譜系中仍能看出人物、情節(jié)和場景的關聯(lián)。

明暸開元時期拂菻風格繪畫風格后，我們再看《燃燈石臺贊》上樂伎圖像（見圖五～八），八棱石柱按照“上圖伎樂、頂祈香壇，下圖靈像，形影降服”分為上下四個圖案，既不是天宮伎樂也不是供養(yǎng)伎樂。上部四幅“胡化造型”均為高鼻深目胡人形象，他們手持樂器呈坐部樂伎盤腿姿勢，至右到左分別為笙、琵琶、橫笛、排簫，但沒有篳篥、箜篌、羯鼓、拍板等，按照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所記“胡部”，也是以琵琶為主的胡部新聲所用，或是以龜茲七調糅合漢族清樂而成的場面。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第一個胡人卷發(fā)頭戴立式高帽，雙手合抱笙管，口含笙嘴，正在吹奏，胡人樂伎身披飄帶，全身著羅馬—波斯式貼身細長紋緊身裝，足蹬軟鞋盤腿坐于圓毯上。

第二個胡人頭纏多層束帶，前后露角，臉龐上倒八字眉，深目高鼻，留有短胡須。他手持四弦琵琶，右手拿撥子彈奏，盤腿高翹。

第三個胡人沒戴帽子，卷發(fā)垂至兩鬢，頭頂發(fā)髻束扎成圓球狀，直鼻大眼直視前方。他手持橫笛是在賣力演奏，坐臥中單腿豎立。

第四個胡人也是卷發(fā)下披兩鬢，頭戴有花冠球的小扁帽，這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帽飾。畫面上胡人炫服靚裝，衣輕身若飛，有著婀娜妙曼的奏樂姿勢。

《燃燈石臺贊》下部四幅“神靈動物”畫，實際上也是拂菻藝術系統(tǒng)“十二個混合神靈”的重要特征，有的獸頭鳥身魔怪化，有的猛獸羚角化……，相信有神靈的動物可以抵抗惡神，防止妖魔傷害亡者的靈魂，保護善良人們安全抵達彼岸世界。石臺從右到左依次為獨角神靈駿馬、雙羚角獅身神獸、鸚冠飛鳥神禽、獨角鹿首披鬃靈獸。（圖九～圖十二）這些圖畫配合石臺祈愿文字，可以使佛教信徒得到教化。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石臺上下每一幅畫面都布滿了蔓草纏枝，花團錦簇，保持畫面飽滿填平，中間有石榴花、無花果、百合花等交叉繽紛，葉瓣配合圓壺形長枝直頂碩大花朵，絕無閑花小草之意。整個畫面用人物、動物、植物交錯構成幾何形排列，波狀花葉翻邊是典型的拂菻（拜占庭）裝飾風格遺痕，源自希臘化美索不達米亞的藤蔓環(huán)繞藝術[30]。這種琳瑯滿目的“繁飾”也是盛唐時期的石刻藝術特征，與佛典講究的天界相吻合，“香果瓊枝，天衣錫缽”；“香風觸地，光彩遍天”；燈柱高聳，照知四方，仰慕心神，振錫凌云。

實際上，盛唐開元天寶年間，高等級墓葬中石槨上線刻畫非常流行源自拂菻的裝飾畫圖案，就以與《燃燈石臺贊》有關的寧王李憲為例，其石槨門柱上石榴花、立柱上百合花與串枝葉等花的海洋，簇擁出一個個拜占庭桃形圓圈式圖案，有披鬃甩尾的雄獅，彎角大盤羊，頭生雙角、身披雙翼的神獸，手持長矛的勇士，頸繞綬帶、口銜花葉的飛雁，身披華案的白象，頭生獨角的翼馬，特別是既有身騎獨角翼馬、頭戴雙飄帶金冠（王圈）的勇士，又有手捧鮮果祭盤、頭戴兩翼帶寶冠的展翅鳥身女性[31]，實質均為典型的拂菻神話人物形象[32]。由此可見，當時流行的線刻畫藝術與外來文明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

率領教坊、云韶眾多樂工燃燈祈福的蘇思勖，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員外，卒于天寶四年（745）。1952年2月在陜西西安東郊發(fā)掘其墓時，發(fā)現(xiàn)墓內東壁上有一幅完整的樂舞壁畫，《文物》1960年第1期發(fā)掘簡報描述壁畫“中間舞蹈者是一個深目高鼻滿臉胡須的胡人，頭包白巾，身著長袖衫，腰系黑帶，穿黃靴，立于黃綠相間的氈上起舞，形象生動。”[33]其實，蘇思勖墓內表現(xiàn)的是盛唐時流行于達官貴族上層社會家庭中的樂舞，新近發(fā)現(xiàn)的盛唐韓休墓“樂舞圖”再次證明當時盛行的風尚。

李憲墓室中東壁壁畫也畫有“樂舞圖”[34]，方形氈毯上六人組成樂隊，既有吹笙胡人又有撥弦漢人，正中間男女雙人對舞圖構成一幅歡樂景象。欣賞樂舞的高髻豐腴女性則是皇親貴族的生活寫照。整個壁畫反映了寧王李憲家庭與琴簫音律、舞蹈鼓樂相伴的生活場面。

教坊樂工和云韶府樂工無疑是接近皇帝比較容易的人，他們在大宦官蘇思勖帶領下為唐玄宗及皇太子一系列人祈福，雇傭的畫匠有可能是寺院里技藝高超的畫家，也有可能是宮中供奉皇家的畫師，不管是何人，都可看出畫匠采用了開元時最流行“拂菻樣式”粉本或輾轉的“畫稿樣”，“寫貌尤工，切于形似”，唐代畫工又善于利用“通用粉本”對原圖像擴展運用，從而在燃燈石臺上留下了盛世背景下的“胡人樂伎圖”和不同凡響的“神獸異禽圖”。

源自佛教的燃燈儀式，經(jīng)過改造在中國創(chuàng)造了燈臺，進入唐代后燃燈習俗日盛，燃燈與傳燈，按照佛教經(jīng)典說法關聯(lián)著啟蒙人心和師承傳照。家家念佛燃燈，信仰儀式中祈福活動相當頻繁。西安碑林藏《燃燈石臺贊》樹立在寺院宏大構架里只不過是一個建筑小品，也是佛教節(jié)日燃燈祈福場合下的一個配角，既表示對佛的虔誠禮拜，亦表達了供養(yǎng)人祈福祝愿的心情[35]。但是《燃燈石臺贊》上部有這么紛繁復雜的胡人樂伎線刻畫，不僅印證了燃燈與伎樂相配的記載，其“華臺”藝術的表現(xiàn)力由此也可見一斑；而下部又采用“獅子神獸”和其他“靈獸”圖案卻不用佛教十二辰獸固有的教化模式，不能不使人贊嘆盛唐藝術吸納外來文化后的創(chuàng)造，開掘了中西文化多角度交流的文化視野。

注釋：

[1]承蒙西安碑林博物館趙力光先生揭示賜教，強躍先生帶領筆者現(xiàn)場考察石刻，薛建安先生惠賜拓片，對此致以誠摯的感謝。

[2]（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6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唐）崔令欽《教坊記》，中華書局，第12頁，2012年。

[4]《新唐書》卷二十二禮樂，中華書局，第476頁，“宮女數(shù)百，亦為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

[5]《資治通鑒》，卷二一六，天寶十載正月，中華書局，第6903頁。

[6] 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八十一，商務印書館，第466頁，1959年。

[7]《云韶》本三代古樂名，云韶為云門黃帝樂，大韶為虞舜樂。唐玄宗改武后時《云韶》為法曲，即新《云韶樂》?！霸粕馗痹谔莆淖陂_成二年（837）更名為“仙韶院”。

[8]（唐）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第121頁，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中華書局，2012年。

[9]（唐）鄭綮《開天傳信記》，第82頁，中華書局，2012年。

[10]陜西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fā)掘報告》，第224頁，科學出版社，2005年。

[11]（西晉）白法祖《佛般泥洹經(jīng)》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1卷，第174頁中。

[12]（曹魏）康僧鎧《佛說無量壽經(jīng)》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第12卷，第272頁中。

[13]（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第220頁，中華書局，2000年。

[14]《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二，第57圖，94圖，97圖，170圖，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6年。

[15]陳懷宇《唐代石燈名義考》中指出唐代石燈主要名稱“燈臺”，早期另稱“燈樓”，中晚唐出現(xiàn)“燈幢”之名。見《唐宋歷史評論》第一輯，第5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16] 筆者受陳懷宇先生委托考察隆福寺長明石燈柱，感謝廊坊博物館館長呂東梅介紹。另見付艷華《廊坊地區(qū)的佛教石刻藝術》，《文物天地》2014年第8期第83頁。

[17] 馬德《敦煌遺書莫高窟歲首燃燈文輯識》，《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18]《唐會要》卷四十九，燃燈。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09頁。1991年。

[19]《朝野僉載》卷三，第69頁，中華書局，1979年。

[20] 冀志剛《燃燈與唐五代敦煌民眾的佛教信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年第5期。

[21]敦煌文書《庚戍年（950）十二月八日社人遍窟燃燈分配窟龕名數(shù)》，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第281—28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22]有學者認為粟特人既信仰祆教又信仰佛教，保持祆、佛兩教并重的習慣。但其拜火與燃燈兩教習俗是否交融需進一步研究。見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與佛教》，《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

[23]張小貴《敦煌文書所記“祆寺燃燈”考》，見《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577－578頁。中華書局，2012年。

[24]向達《開元前后長安之胡化》，見《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四，第55頁注釋三六。三聯(lián)書店，1957年。

[25] 曇諦《燈贊》，見《藝文類聚》卷八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全書》影印本，第888冊。

[26] 西北歷史博物館編《古代裝飾花紋選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53年。筆者考察西安碑林石刻庫房還有一些未展出的石雕線刻畫，均有盛唐拂菻藝術遺痕。

[27]趙康民編著《武周皇剎慶善寺》，第30—32頁，陜西旅游出版社，2014年。

[28]1993年咸陽文物考古研究所發(fā)掘阿史那懷道十娃夫婦墓，其單檐歇山頂石槨現(xiàn)存于順陵文管所，初步介紹見李杰《勒石與構描——唐代石槨人物線刻的繪畫風格學研究》第41頁，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

[29]拙作《再論唐武惠妃石槨線刻畫中的希臘化藝術》，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4期?！短曝戫樆屎螅ㄎ浠蒎┦瘶「〉窬€刻畫中的西方藝術 》，《唐研究》第十六卷，2010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30] Mikhail Treister，Late Hellenistic Brooches Polychrome Styl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Jewellery of Roman Syria (Kuban Brooches and Related Forms)，P. 29. Silk Road Art andArcharology，晚期希臘波斯普拉王國彩飾風格及其與羅馬—敘利亞珠飾的關聯(lián)，《絲路藝術與考古》第8期，2002年。

[31] 人首鳥身類“神禽”在佛教藝術中解釋也是眾說紛紜，有“人首朱雀”、“羽人”、“迦陵頻伽鳥”、“禺強”、“千秋”五種說法。傳統(tǒng)說法是佛教取材中國神話半人半鳥和道教升仙思想產生的“飛廉”“瑞禽”等復合形象。

[32]拜占庭6世紀圓雕漸漸減少，但是從7世紀開始，拜占庭藝術以花葉和綆帶為基礎的裝飾手法擴大，淺浮雕（包括線刻畫）廣泛使用了幾個世紀，不僅用在建筑物所有的雕刻部分，而且邊框畫大量使用神話、戰(zhàn)爭、狩獵等大場面畫作。見Par Alain Ducellier著、劉增泉譯《拜占庭帝國與東正教世界》一書中第269頁，臺灣國立編譯館出版，1995年。

[33]《西安東郊唐蘇思勖墓清理簡報》，《考古》1960年第1期。熊培庚認為壁畫中描繪是當時的“胡騰舞”，見《唐蘇思勖墓舞樂壁畫圖》，《文物》1960年8/9期。周偉洲依據(jù)樂器組合認為是胡樂融合漢舞特點的“胡部新聲”，見《西安地區(qū)部分出土文物中所見的唐代樂舞形象》，《文物》1978年第4期。

[34]陜西考古研究所《唐李憲墓發(fā)掘報告》，第151—152頁，彩版十四，科學出版社，2005年。

[35]日本圓仁親歷記錄開成四年（839）揚州僧寺與民間共度燃燈節(jié)盛況：“（正月）十五日夜，東西街中，人宅燃燈，與本國年盡晦夜不殊矣。寺里燃燈，供養(yǎng)佛，兼祭奠祖師影。俗人亦爾。當寺佛殿前建燈樓。砌下、庭中及行廊側皆燃油（燈）。其燈盞數(shù)不遑計知?！薄爸T寺堂里并諸院皆競燃燈，有來赴者，必舍錢去”?！度胩魄蠓ㄑ捕Y行紀校注》卷一，第97頁，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2016年2月6日初稿

2016年8月5日再修訂

（本文電子版由作者提供 原文刊于：《文物》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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