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皇朝是中國歷史上地盤最大的國家。光都城就有三個分別是蒙古族皇族誕生地。元大上都，也叫夏都。其次還有元中都和元大都，北京。

元大都在內蒙大草原上，位置在內蒙正藍旗。這次是夏天和霞客幾人一起來內蒙的小記。放假回家才找出來分享 。拍的不好，我愿霞客和網友都喜歡

在路上

與歷史對話（第八期）｜充分利用內蒙古元代文化遺產資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古元

興安盟出土夜巡牌

內蒙古地處祖國北部邊疆，幅員遼闊，地貌復雜多樣，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沙漠戈壁縱橫交錯。特殊的地理位置、復雜的地質地貌、差異顯著的自然環(huán)境，使內蒙古成為農耕文明與游牧文化交錯碰撞地帶，進而也決定了其所孕育文化的復雜性和多樣性。

當遠古華夏先祖篳路藍縷，在黃河流域撒下文明火種的時候，在廣袤的內蒙古高原，草原文化的開拓者也走出洪荒，締造出中華文明光彩奪目的燦爛曙光。早在舊石器時代，內蒙古就已經有了人類活動，呼和浩特發(fā)現的大窯石器制造場，時代為舊石器時代早期，距今約50萬年之久。發(fā)展到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內蒙古地區(qū)形成了三個系統的文化區(qū)域： 一是以西遼河流域為主的東南部地區(qū)，形成了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紅山、小河沿、夏家店下層、夏家店上層等文化為代表的發(fā)展序列； 二是以黃河流域為主的中南部地區(qū)，形成了裕民、廟子溝、老虎山、朱開溝、西岔等文化為代表的基本框架； 三是大興安嶺以西至陰山以北這個東北——北部——西部的弧形地帶，形成了以細石器為特征、以漁獵采集為主的文化區(qū)域。到了歷史時期，這片舞臺上一直活躍著或狩獵漁撈或逐水草而居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山戎、東胡、林胡、樓煩、匈奴、烏桓、鮮卑、柔然、契丹、室韋、突厥、回鶻、女真、黨項、蒙古、滿族等。這些民族大多建立了政權，在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他們既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傳統，又與周邊及中原各族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他們是祖國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員，為創(chuàng)造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建立多元一體的格局，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活躍在內蒙古地區(qū)的古代先民，在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文明的同時，也留下了大量珍貴的遺跡、遺物。目前，內蒙古地區(qū)已查明的不可移動文物達21099處，這為內蒙古文物考古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資源優(yōu)勢。

經過60多年的調查、發(fā)掘，內蒙古已初步建立起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不同時期的北方民族考古遺存逐步被辨認出來，特別是在遼西地區(qū)史前考古以及匈奴、鮮卑、契丹、蒙古等民族考古方面成績斐然，成為內蒙古草原文化的金色名片，為復原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展現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考古界泰斗蘇秉琦先生曾說，從紅山文化中“我們看到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紅山文化女神“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因此，草原也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一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化三大源頭之一。

元是忽必烈1271年建立的多民族的封建政權，這一時期對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民族融合、東西方文化交流及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等都有深遠影響。內蒙古擁有豐富的元代文化遺存，數量居全國第一。

1927年，我國學者徐炳昶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考察了黑城遺址，黃文弼調查了敖倫蘇木古城，發(fā)現了《王傅德風堂碑記》石碑。1954年內蒙古文物工作組成立，標志著內蒙古文物考古春天的到來。在1956年開展的全國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內蒙古文物工作者發(fā)現了大量元代文化遺存。80年代以后，通過第二次、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大量基本建設工程，元代的許多遺存得以進行科學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fā)掘，成果日漸豐碩。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城址、聚落、墓葬研究三個方面。

元上都遺址考古發(fā)掘現場

據統計內蒙古境內元代城鎮(zhèn)遺址達85座之多，內含都城、路、府、州、縣、投下城等。對這些城市的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工作開展較早，1956年始對元上都遺址展開調查工作，上都作為元代重要的統治中心之一，在元朝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配合元上都申遺，1996——2010年對古城進行了全面調查、勘探、測繪、航空攝影，并對重點區(qū)域進行考古發(fā)掘，清理了大安閣、穆清閣等宮殿基址及南關、西關、護城河等，清理修復了東城墻、明德門及甕城、御天門等，較翔實地了解了城市的整體布局及城外相關情況，為申遺工作提供了考古支撐。2012年在俄羅斯圣彼得堡召開的第36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元上都成功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內蒙古唯一一項、中國第30項世界文化遺產。1956年調查敖倫蘇木古城，2002年對古城進行了小面積發(fā)掘，發(fā)現了一批汪古部的景教遺物。該城址為元代德寧路，是汪古部的首都，也稱“趙王城”，是研究金元時期汪古部重要的文化遺存。1957年調查應昌路、翁牛特旗烏丹鎮(zhèn)全寧路故城、呼和浩特市豐州故城等。應昌路為弘吉剌部在其封地所建城郭，又稱“魯王城”，元末曾短暫作過都城，是內蒙古地區(qū)保存現狀最好的元代城址之一。

元上都航拍照片

應昌路航拍圖

1958——2013年，對元代集寧路古城進行了數次發(fā)掘，特別是2002——2004年、2011——2013年，對古城進行了大規(guī)模發(fā)掘，發(fā)掘面積數萬平方米，厘清了金代集寧縣和元代集寧路的平面布局，城址內遺物豐富，大量窖藏瓷器極其精美，為研究元代城市制度、經濟文化生活提供了翔實的資料，榮獲2003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1983——1984年，發(fā)掘額濟納旗黑城子遺址，明確了元代亦集乃路城疊壓在西夏黑水城上，弄清了城市布局，獲得一批珍貴的漢文、西夏文、蒙古文、藏文和古阿拉伯文文書，對研究西夏和元代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集寧路古城西門甕城遺跡

集寧路古城出土的文物

在開展城市考古的同時，聚落考古也不斷推進。1954——2007年多次發(fā)掘包頭市燕家梁遺址，發(fā)現了交錯的道路、布局有致的房址，特別是在發(fā)掘區(qū)中部發(fā)現了保存較好的酒肆客邸區(qū)及大量的墨書題記，出土陶、瓷、骨、銅、鐵、玉等不同質地器物數萬件，為研究元代村鎮(zhèn)、驛站的位置布局、經濟形態(tài)及居民生產、生活情況提供了翔實的實物資料，是內蒙古乃至我國繼集寧路古城遺址發(fā)掘后元代考古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榮獲2006——2007年度“國家田野考古獎”三等獎。1992年發(fā)掘正藍旗羊群廟祭祀遺址，該遺址是舉行隆重祭奠的場所。2000年發(fā)掘和林格爾縣紅山口遺址，發(fā)現了大量元代貯糧窖穴，是首次發(fā)掘的元代屯田遺址，對研究元代紅城屯田、振武屯田具有重要意義。

燕家梁遺址2006年發(fā)掘全景

內蒙古地區(qū)發(fā)現的元代墓地相對較少，目前內蒙古地區(qū)發(fā)現的元代墓地80余處，墓葬數量3000余座。最早發(fā)現的元代墓葬是1927年日本人在敖倫蘇木古城附近發(fā)現的汪古部墓葬。1957年調查翁牛特旗烏丹鎮(zhèn)張應瑞家族墓地，1999年清理了張應瑞夫人剛氏墓。張應瑞為漢族官員，死后被追封為薊國公。該墓地建有塋墻，地表有大型石像生，為內蒙古地區(qū)發(fā)現的級別最高的元代漢族官員家族墓地，對研究元代喪葬習俗極為重要。60年代至80年代，在鄂爾多斯、赤峰等地發(fā)現了一批元代壁畫墓，壁畫大多保存較好，內容豐富，墓主人多為漢人，但有的穿著蒙古人服飾，對研究元代民族關系、喪葬習俗、社會生活等具有重要價值。70年代以來在四子王旗、達茂旗等陰山以北地區(qū)也發(fā)掘了大量墓葬，這些墓葬大多是汪古部的，有的還出土了景教墓頂石等，反映了汪古部的宗教信仰和喪葬習俗。1990——2000年對多倫縣砧子山墓地進行多次考古發(fā)掘，該墓地有墓葬1500余座，是目前內蒙古地區(qū)發(fā)現的元代最大的墓地，大部分墓葬有石塊壘砌的墓塋，是元代漢族居民叢葬區(qū)。1992——1995年發(fā)掘了正藍旗羊群廟祭祀遺址及墓葬，元上都一棵樹、臥牛石墓葬，烏審旗三岔河墓葬，四子王旗城卜子墓葬等，一棵樹和羊群廟墓葬的葬俗葬式及陪葬品，帶有濃郁的游牧民族特色，此兩處墓地是普通蒙古人的墓地。2011年發(fā)掘東烏珠穆沁旗哈立雅兒墓葬、烏蘭溝墓葬、恩格爾河墓葬等，哈立雅兒墓葬出土了一批馬具等貴金屬器物，為蒙古貴族墓葬。2012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領導小組批準設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該項目的立項和實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學術意義。

內蒙古地區(qū)出土的古敘利亞文墓頂石

同時，依托城址、聚落、墓葬出土的遺物開展的陶瓷、絲織品、玉器、骨器、碑刻、牌符、印章、服飾、貨幣、文獻、交通、屯田、宗教、建筑、環(huán)境、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研究也日漸深入，并呈現出研究內容和對象不斷豐富、細化，研究領域、范疇日漸擴大，研究視角、手段逐步更新等趨勢。

林西縣出土的青花龍紋盤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與靈魂，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優(yōu)秀的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的結晶、民族文化的瑰寶。內蒙古元代文化遺產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實物載體，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實物例證。作為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要充分利用這些文化遺產資源，講好中國故事，特別是講好內蒙古故事，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北疆穩(wěn)定和文化安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是每一位文化工作者的光榮使命。

元疆域遼闊，《元史》記載：“自封建變?yōu)榭たh，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苯裉煳覈陌鎴D幾乎都在元朝統治范圍之內，因此，元朝為我國遼闊的疆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雖然元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但自忽必烈立國開始便不斷接受先進的漢文化，并以“中國”或中華正統自居?！霸奔慈∽杂凇兑捉洝で返摹按笤涨?，萬物資始”。忽必烈手下謀士中有很多漢人，如劉秉忠、郭守敬、姚樞等，從定典章、重農桑、立綱常到興辦學校、興水利、編歷法等都與儒家文化息息相關。位于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的元上都，是由劉秉忠設計并規(guī)劃的，全城采取正方形，與《周禮·考工記》的王城圖相差不大，其設計以及布局和北宋時期的東京城相似。另外，元中都、元大都的規(guī)劃設計也與劉秉忠有關，上都城外面的鐵幡竿渠是漢人郭守敬負責開鑿的。元建國后，漢人、南人中的上層分子進入統治集團的愈來愈多。據《元典章》記載，大德年間朝官中漢人、南人占55.23%，京官中漢人、南人占70.15%，外任官中漢人、南人占71.42%。從這些數據能夠看出，盡管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權，但它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融合的國家，無論是治理理念，還是統治階層構成，仍然延續(xù)著以前歷代中華正統王朝的體制。

錫林郭勒盟出土馬鞍

元代有大量的色目人，這些人很多長期居住生活在這里，最后融合。在達茂旗敖倫蘇木古城、安達堡子古城、凈州路古城等周邊墓葬區(qū)曾出土大量景教聶斯脫里派信徒的遺物，信奉景教聶斯脫里派的很多都是色目人。因此可見，元代是一個各族人民不斷融合的社會，無論是蒙古人、色目人，還是漢人、南人，他們都為元王朝的發(fā)展做著貢獻。

內蒙古出土的元代石雕像

元代東西南北的交通壁壘進一步被打破，為加強各地的聯系，修建了覆蓋全國的陸路交通網，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驛站。元代的陸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同時海上交通范圍有更大的拓展，海上絲綢之路進入鼎盛時期，東西方的使臣、商人往來方便，這為元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元代天文歷法、水利、紡織、瓷器制造等空前發(fā)展，文學藝術也長足進步，元大都發(fā)展成為當時的國際性大都會，其繁華程度在《馬可波羅游記》《鄂多立克東游錄》《馬黎諾里游記》中均可得到印證。另外，元代雖然創(chuàng)造了八思巴文，但是漢字依然是使用最廣泛的文字，集寧路古城、燕家梁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帶有漢字墨書的遺物，黑城遺址出土大量漢字文書，其漢字的簡化程度、白話文的發(fā)展程度均已接近我們今天廣泛使用的國家通用語言和文字。

集寧路古城出土的文物與發(fā)掘清理出的市肆遺跡

從這些基本事實可見，元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四通八達的驛路、兼容并蓄的思想積淀了元深厚的歷史文化，它們是廣博厚重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的融合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深入研究元代文化遺產，向世人展示元代文化精髓，講好元代故事、講好內蒙古故事，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深遠。

音頻來源：內蒙古廣播電視臺 【美麗內蒙古】節(jié)目

文/圖 來源：內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