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麟夫婦墓出土金扇之一

本文原刊于《文藝研究》2019年第12期， 責任編輯王偉，如需轉載，須經本刊編輯部授權。

摘 要 折扇傳自日本，15世紀以后在中國南方地區(qū)成為隨葬品的一種。明代墓葬出土折扇以“金扇”居多，以貼金或泥金菱形圖案裝飾為基本特點。對于這類“金扇”的來源問題，歷來有“日本說”與“本土說”兩種。通過辨析金扇的制作目的、裝飾形態(tài)與工藝演變，可知明墓金扇皆為中國制造。而以金扇隨葬的風氣又推動了男性文士將書畫扇帶入地下世界的喪葬行為。

明代出現隨葬折扇的現象，以貼金扇和泥金扇居多，此外還有少量書畫扇。從墓葬角度觀察，用折扇隨葬是一種新現象[1]。明墓出土貼金扇、泥金扇扇面主要以各式菱形組合為主要特征，目前只在墓葬中出現，幾乎不見于傳世品。本文嘗試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明代墓葬為什么放置折扇；二是“金扇”的形態(tài)與來歷；三是在墓葬語境中，“金扇”與書畫扇的關系。

一、 作為“殮衣”的金扇

明代墓葬中出土了數以百計的折扇，這些折扇主要集中在中國南方地區(qū)，相當部分為貼金或泥金扇，上有幾何形圖案作為裝飾。從現存實物來看，這類貼金扇或泥金扇于16世紀中期出現，大約流行百年左右，到17世紀中期以后就不易看到，算是中國折扇發(fā)展史中一種頗為獨特的類型。它們出現在墓葬中的原因以及明代人如何看待這種折扇是首先需要討論的問題。

江西南城縣兩座17世紀前后的墓葬為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線索。1603年下葬的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墓里共出土折扇四把，其中朱翊鈏（1537—1603）隨葬折扇一把，元妃李英姑（1538—1556）棺中出土一把，繼妃孫氏（1543—1582）有兩把。這四把折扇形制相近。朱翊鈏折扇兩面均有黑地描金彩繪祥云和盤龍紋，不過現已漫漶不清。出土位置在死者頭部附近。扇頂面寬55厘米，高31厘米。扇主骨上端內側還書有“價廿五”字樣。繼妃孫氏棺內隨葬的折扇，一把扇面繪黑地描金云龍紋，一把作黑地描金云龍鳥獸圖。裝飾圖形與朱翊鈏折扇相近，大小也完全相同[2]。

比較特別的是元妃李氏隨葬折扇（圖1）。這把折扇放在李氏頭部旁邊，開寬也是55厘米。折扇一面為泥金祥云紋，與朱翊鈏折扇相似。另一面裝飾手法頗有不同，扇面黑底貼金，圖案為不規(guī)則菱形或三角形；中心區(qū)域留出一個橢圓形，其中另繪圖畫，“似為月里嫦娥”[3]。整體上看，就是在黑色底子上環(huán)繞中央橢圓形畫面排列出金色的幾何形圖案，扇面中心區(qū)域菱形較大，兩側菱形漸次縮小。李氏于1556年去世，1557年下葬，后又于1583年遷葬，最后在1603年遷柩，與朱翊鈏合葬。她隨葬的這把扇子究竟制作于1557年、1583年還是1603年，目前難有定論。李氏折扇在裝飾手法上與朱翊鈏及孫氏隨葬折扇的差別，或許可以從下葬的年代差異上獲得解釋。

圖1 益宣王元妃李氏隨葬黑地描金云龍紋折扇

朱翊鈏夫婦墓出土的四把折扇大小一致，裝飾手法相近。它們?yōu)槭裁磿霈F在夫妻三人棺內？同樣位于江西南城縣的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衣物清單給出了一個回答：

正典服所今將成造殮衣數目開具于后：

旒冠一頂，皮并冠一頂，金簪二根，翼善冠一頂，金冠一頂，天青纻絲壽巾一頂，香枕一個，紅六云纻絲雞鳴枕一個，紅六云纻絲引帶一個，大紅五彩織金纻絲四團龍圓領一件，冕服一袋，綠六云改機紬襯擺一件，素玉帶一條，玉佩一件，大紅六云織金纻絲過肩一件，白云布道袍一件，藍絲紬長棉被一件，藍斗紬長夾襖一件，藍六云纻絲過河中衣一件，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單中衣一件，藍六云纻絲綿中衣一件，白湖紬夾中衣一件，白洋布單裙一條，藍六云纻絲棉中衣一件，白湖紬夾中衣一件，白洋布單裙一條，藍六云纻絲棉夾裙二條，白西洋布暑襪一雙，白湖紬肩褥一個，腳褥三個，五彩錦棉被二床，棉褥一床，藍六云纻絲棉褥一床，青纻絲壽靴一雙，白梭布大夾衾一件，小夾衾一件，木梳一付，壽簞一床，金扇一把，寶錢七文，寶鈔七，手巾腳巾，大明皇歷，冥途路引一張，萬歷二十一年六月日。[4]

所有“成造殮衣數目”由典服所開具。明代初年在各王府設承奉司，承奉司下再設三所，分別是典寶所、典膳所和典服所，其中“典服掌冠冕袍服諸事，設典服正一人，秩正六品，副一人，秩從六品”[5]。此處“殮衣”清單中羅列的一應物件應該都是由王府典服所專為墓主人定制。在殮衣名目之中有“金扇一把”?？上У氖?，該墓遭到破壞，隨葬品大多遺失，無法確定這把由典服所提供的“金扇”是什么樣子。

不過，江西南城縣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的“殮衣”清單卻可以與前述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墓出土隨葬品相互印證。一是兩座墓葬墓主人活動年代基本一致。南城縣益藩羅川王族墓下葬時間在“萬歷二十一年”，也就是1593年，早于朱翊鈏下葬的1603年，又晚于朱翊鈏元妃李氏去世的1556年，墓主人是同時代人。二是墓葬地理位置接近。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墓位于江西南城縣北20公里的岳口鎮(zhèn)游家巷村，益藩羅川王族墓座落在江西南城縣南十余公里的株良鎮(zhèn)，兩者相距大約30公里，同處一地[6]。三是墓主人皆為明代王族，身份相當，血脈相近，算是遠親?；谝陨先c可以推斷，朱翊鈏與姓名不詳的益藩羅川王族墓墓主人很可能生前就曾相識，兩家王府甚至有相當頻繁的往來，各自王府下屬的典服所也會遵循同一種典章制度。

將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文獻與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墓出土物品相印證，可以確定以下幾點：一是朱翊鈏墓出土描金折扇應該就是益藩羅川王族墓“殮衣”清單里的“金扇”。本文也據此將明代其他墓葬中出土的貼金扇或描金扇統(tǒng)稱為“金扇”。二是朱翊鈏墓出土金扇可能也是由王府典服所“成造”，也就是說，它們是王室主管“冠冕袍服諸事”的機構為墓主人專門采買、制作的。三是金扇的墓葬功能為“殮衣”，它們作為殮衣的一部分進入到墓葬中。

據《大明會典》，明代的“殮”分作“小殮”和“大殮”?！靶殹敝Y在死者去世的第二天早上，大致程序如下：

小殮之禮，以喪之明日，厥明，陳其殮衣于東序，四品五品以下于東房，饌于堂東階下，設床施薦席褥于西階，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于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于上，以備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備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后以余衣掩尸。左袵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也。殮畢，覆以衾。[7]

“大殮”則在死者去世的第三天上午：

大殮之禮，以小殮之明日，夙興，陳衣于東序，饌于堂東階下，如小殮之儀。舉棺以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于棺中，垂其裔于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發(fā)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召匠，匠加蓋下釘。[8]

從《大明會典》記錄的標準禮儀進程來看，在“小殮”時，殮衣就已經準備妥當；“大殮”時才會將“殮衣”清單中列出的種種物件放入棺內。朱翊鈏及其元妃李氏都將金扇放在頭部附近，是將金扇當做比較重要的隨葬品來對待。

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的“殮衣”清單，還可以與江西玉山嘉靖四十年（1561）夏浚墓出土“衣單”相比較：

江西廣信府玉山縣招善鄉(xiāng)吳田里良田社，恭惟近故會稽郡貴廿五廣西參政存名夏浚所有，存曰衣裳開具□后：

一上穿貼身白袖衫一件，白綿□棉襖一件，□□□□褶一件，□□□云絹褶一件，□青苧棉襖一件，□□□苧褶一件，□□□深衣一件。一下穿白綿紬綿褲一腰，蔥云絹裙一腰，頭插金耳挖一條，玄寧巾一頂，金圈一雙，福巾一頂，梳椋一副，□面扇一把，□巾一幅，白布一條，□腳一雙，□紬棉襪一雙，腳枕一副，□□被褥一副，紅素苧綿被一床。共計二十□件，付與明故會稽郡貴□□廣西參政諱名夏浚收執(zhí)，□□□白衣單。[9]

夏浚墓出土衣單年代稍早于益藩羅川王族墓，衣單里也有“□面扇一把”。這把扇子在墓葬出土實物中并沒有發(fā)現，不過它在衣單里出現的位置與1593年益藩羅川王族墓殮衣清單里的“金扇”大致相當，都出現在衣單靠后的部分，和“木梳”或“梳?！毕嘟?。梳子和扇子都不是衣服，卻又是日常生活里的常用之物。后文還會提到，明墓出土折扇大多為貼金扇或描金扇，1561年夏浚墓衣單提到的扇子很可能是“金面扇一把”。

在時代更早的一處江蘇江陰明墓里還出土了一份衣物疏。衣物疏上列有各式衣、裙、被、包，以及梳匣、書匣等物，但沒有出現扇子[10]。該墓未經干擾，隨葬品保留比較完好，可與衣單所錄名目相印證。這座墓葬的時代較早，大約是在15世紀中后期。從折扇在明代的傳播史來看，折扇大概是在15世紀早期才開始在中國流行[11]。這份衣物疏似乎表明，在15世紀中后期，折扇還沒有成為明代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

僅就這三份衣單而言[12]，1561年和1603年的墓葬里出現了扇子，而更早期的15世紀中后期的墓葬則沒有。在15世紀時，折扇還與“殮衣”無緣；而16世紀中期以后，折扇就明確作為“殮衣”的組成部分進入墓葬。同時還可以看到，兩份提到扇子的衣單都出現在江西。至少在江西地區(qū)，墓葬里的扇子都是“殮衣”的一部分，它們也很可能是專門為墓葬制作的隨葬品。

這就需要為“殮衣”名單中扇子的性質做一個討論：它們是墓主人曾經使用過的日常用品，還是專為死者地下世界制作的明器？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的“殮衣”名單至少提供了其中一把扇子的提供者或制造者：典服所。而朱翊鈏夫婦墓出土形制、規(guī)格高度相似的金扇似乎也表明，它們來自同一個作坊。朱翊鈏夫婦墓和益藩羅川王族墓的案例表明，這兩座墓葬中入殮的金扇是專為墓葬而作。這也為明墓中的其他金扇提出了一個問題：它們都是明器嗎？

二、 扇面裝飾變化

明代墓葬出土折扇根據裝飾手法的差別，大致可以分作金扇和書畫扇兩種。其中金扇進入墓葬的時間早于書畫扇。已知有明確紀年、以折扇隨葬最早的一例是1546年下葬的江西彭澤明監(jiān)察御史陶醒翁（1471—1544）墓，墓中出土有“描金折扇一把，扇面完好，兩面均為黑底，面飾小方形金片畫面”[13]。扇面中心是一大塊菱形金箔，周邊環(huán)繞八塊略小些的菱形，再兩邊則是更小的不規(guī)則菱形或三角形金箔。本文把這種中間放置一組大菱形，兩邊或四周排列小菱形的折扇裝飾類型稱作“中心對稱式”金扇。

浙江安吉吳麟（1485—1553）夫婦墓（墓主人官至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當地稱該墓為“吳天官墓”）是時代較早的另一例。該墓出土折扇三把，均為金扇。其中比較完整的一把為“紙質灑金扇面”[14]（圖2）。扇面上均勻分布著大小相近的菱形金箔，這種平均排列的規(guī)則幾何形圖案不可能以灑金的方式形成，應該使用的是貼金工藝。本文稱這種由均勻分布的菱形組成的折扇裝飾類型為“平均排列式”金扇。絕大部分金扇的裝飾方法都可以納入這兩種類型。

圖2 吳麟夫婦墓出土金扇之一

有趣的是，吳麟夫婦墓也出現了“中心對稱式”金扇（圖3）。在一把已經比較殘破的折扇上，扇面中上方由六塊大小不一的菱形金箔構成一個更大的菱形或花葉狀，兩側和下方再均勻排列大小相近的菱形。從吳麟夫婦墓同時放入這兩種類型金扇的情形可以看出，它們在明人眼中似乎沒什么差別。

圖3 吳麟夫婦墓出土金扇之二

1581年前后下葬的朱守城夫婦墓提供了數量最多的金扇樣本。朱守城夫婦墓葬有朱守城、王氏、楊氏夫婦三人。朱守城和王氏不知歿于何年，楊氏則是在萬歷九年（1581）去世。該墓共出土折扇25把[15]。這25把折扇中有21把為金扇（圖4、圖5），裝飾有繁有簡，差異很大。即便同為“中心對稱式”金扇，也可以看到非常不同的組合方式。有的用上百片菱形金箔鋪滿扇面，看起來精美眩目；也有的在深色扇紙上點綴一、二十片不規(guī)則菱形或三角形金箔，別有一番風味。后一種裝飾手法也可以視為前一種裝飾的簡化版。這也可以看出，到16世紀下半葉時，折扇上金箔的使用出現了新的趨向，一方面趨于簡化，另一方面不規(guī)則形得到更多運用。

圖4 朱守城夫婦墓出土金扇之一

圖5 朱守城夫婦墓出土金扇之二

簡化版的貼金扇自有特色，在大小不同、形態(tài)不一的幾何形金箔之外，還可以輔之以灑金，使扇面更顯豐富。不過，如果從技術角度出發(fā)，工藝的復雜程度卻是降低了不少。這種金扇還見于16世紀中后期湖南郴州李家壩明墓出土折扇[16]，以及1613年蘇州王錫爵之妻朱氏墓出土折扇[17]。這兩把折扇都將貼金和灑金結合起來，在黑色扇底的映襯下，同樣可以產生出一種光彩奪目的效果[18]。

在16世紀后期，還出現了在泥金扇面上通過墨色描繪來映襯出菱形圖案的金扇。比較典型的是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員夫婦墓（1582）出土金扇。男性墓主人棺內沒有發(fā)現折扇，女性墓主人則在右手袖內放了一把泥金折扇（圖6），于折扇外又以絲巾包裹[19]。這種小心翼翼的處理方式似乎表明，這把折扇是一個特別珍貴的物品，而不僅僅是一件日常用品。扇面圖案算是“中心對稱式”與“平均排列式”的折衷，在扇面中間偏上的位置用六塊小菱形合成一個稍大些的菱形，其余部分則用填墨的方式分割出一百多塊規(guī)則分布的泥金菱形。這種墨繪的方式在材料使用上并不比貼金更節(jié)省，但在工藝難度上卻要簡單許多。

圖6 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員夫婦墓出土金扇

在泥金上輔以墨繪的極端化表現，就是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1639）出土折扇[20]。這把折扇扇面泥金，用23根弧形墨線將扇面分割為近百個菱形、三角形或其他不規(guī)則形。雖然扇面看起來依然金碧輝煌，但在工藝復雜程度上卻與更早期的貼金扇不可同日而語。

還有一種處理方式，是用“刻”的方式取代墨線，在泥金扇面上“刻”出線條，將泥金扇面分割為各式菱形。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廣東黃扆夫婦合葬墓（1582）出土金扇[21]（圖7）。從扇面圖案來看，這把折扇還是“中心對稱式”。它最大的特點在于使用極細致的線刻——而非線描——劃分出上百個大小不同的菱形。筆者仔細觀察過這一折扇，扇面上刻痕很淺，卻足以將線刻兩側的泥金薄層分割開來，工匠技藝非常精湛。這種在泥金扇面上“刻”出線痕的手法和“繪”出墨跡的方式，雖然在工藝上存在差別，但它們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在泥金扇面上分割出菱形。就此而言，泥金扇面上的菱形圖案是對貼金扇面菱形圖案的模仿。出土實物也印證了這一點，明墓中泥金扇的出現時間要略晚于貼金扇。

圖7 黃扆夫婦合葬墓出土金扇 廣東博物館藏

明代墓葬出土的金扇裝飾有幾個明顯特征：一是傾向于菱形，或者由菱形變化出三角形和不規(guī)則形；二是明代金扇有一個從黑底或深色素底貼金到金底墨繪的發(fā)展脈絡；三是制作工藝的逐步簡化。這種技術上的簡化又沿著兩個方向展開，一個方向是減少金箔的數量和密度，降低貼金的難度，另一個方向是用墨繪或刀刻的方式在泥金扇面上制作出圖形。這里說的簡化只是一種趨勢，并不意味著晚出的金扇就一定比早出的金扇簡單。此外，結合下文的討論，本文還傾向認為，這種工藝上的簡化趨勢也是裝飾手法本土化的體現。

三、 金扇源流

折扇最早出現在日本，后來傳入中國。大約9世紀前后，日本出現了檜扇，用木片連接成扇形。因形似蝙蝠，這種扇子最開始也被稱作“蝙蝠扇”。11世紀時，日本的蝙蝠扇傳入中國[22]。11世紀的郭若虛在《圖畫見聞志》里記錄了借道朝鮮來到中國的“倭扇”：

彼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折疊扇為私覿物，其扇用鴉青紙為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為金沙灘暨蓮荷花木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泥為云氣月色之狀，極可愛，謂之倭扇，本出于倭國也。[23]

日本“折疊扇”很早就以深色的“鴉青紙”作底，上用重彩、銀泥作畫。

從1401年到1547年，日本曾向明王朝派出19次遣明使，朝貢方物[24]。朝貢物品中多有折扇?！痘I海圖編》記錄“制限進貢方物”如下：

馬、盔、鎧、槍、劍、腰刀、瑪瑙、蘇木、涂金裝彩屏風、描金粉匣、描金筆匣、灑金木銚角盤、灑金文臺、灑金手箱、灑金廚子、貼金扇、抹金提銅銚、水晶數珠、硫黃、牛皮。[25]

《籌海圖編》成書于1562年，書中所說日本進貢的“貼金扇”，應該是中國對于日本制作的采用了貼金工藝的扇子的一種稱呼。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則提到來自日本的“泥金”折扇：

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26]

日本傳入折扇不會都是貼金扇或泥金扇，但這種用黃金做裝飾的折扇肯定是其中比較吸引明人關注的類型。

朝貢之外，日本借由民間貿易輸往中國的商品里，折扇也占很大比重[27]。晚明文震亨《長物志》里提到了一種“以金銀屑飾地面”的日本折扇，或許就得自民間貿易：

又今之折疊扇，古稱聚頭扇，乃日本所進，彼中今尚有絕佳者，展之盈尺，合之僅兩指許，所畫多作仕女乘車跨馬踏青拾翠之狀，又以金銀屑飾地面，及作星漢人物，粗有形似，其所染青綠奇甚，專以空青、海綠為之，真奇物也。[28]

以“金銀屑”做紙面裝飾，上面再繪圖畫，也是日本折扇的一個重要特征[29]。

雖然日本貼金扇和泥金扇在明代大量傳入中國，但目前還沒有一件可靠的、來自日本的金扇實物得到發(fā)現。日本當時傳來的金扇究竟為何種形態(tài)，也不是特別清楚。自日本折扇傳入中國，中國就開始仿制日本扇，形成自身折扇特點后又回傳日本[30]。15至17世紀，中國金扇與日本金扇究竟在何處有所承接，何處又有不同，至今仍是一個難題。

對于明墓出土“金扇”的來歷，近年來學術界大體上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根據明墓出土折扇上的幾何圖案，推測這些扇子可能是日本扇，或直接仿日本扇。如有學者推測華亭諸純臣夫婦墓（1601）隨葬折扇“可能是當時舶來之物”[31]。另一種觀點認為明墓金扇都是中國本土產物，例如根據謝肇淛《五雜俎》“吳中泥金最易書畫，不脛而走四方”的記載，認為這些扇子不僅出自本土，甚至可以確定“基本為蘇州生產的‘吳扇’”[32]；又或者根據宣德爐上有“雨點金”，從而推測金扇上的菱形裝飾出自中國本土[33]。

在梳理金扇裝飾手法發(fā)展脈絡的基礎上，本文試圖重新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是菱形金箔裝飾手法的來歷。最晚在12世紀，日本就開始用菱形金箔和銀箔裝飾紙張。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元永本古今和歌集》所用紙張上有大量近似菱形的金、銀箔裝飾，金、銀箔上還留有墨跡，即文震亨所說“以金銀屑飾地面”，之上再作書畫的情形。這一寫本記有“元永三年七月廿四日”，可知時間為1120年[34]。時代也在12世紀的《扇面法華經》（大阪四天王寺藏）上也飾有菱形和不規(guī)則形金箔。從存世書畫來看，12世紀的日本已經流行用菱形或方形金箔裝飾成華麗的書寫料紙，用于抄寫經書、和歌集冊子與扇繪[35]（圖8）。這種用金銀箔、云母等媒材修飾而成的“料紙”在日本一直得到應用，自12世紀到17世紀幾乎從未間斷[36]。

圖8 《元永本古今和歌集》上卷1120 東京國立博物館

12世紀的日本折扇同樣使用菱形或方形金箔來裝點扇面。嚴島神社所藏、傳高倉天皇（1161—1181在位）御寄扇的扇面上有菱形金箔裝飾[37]。這把折扇的時代在12世紀，大概是已知在折扇上貼菱形金箔最早的一例。這種裝飾手法在12世紀之后折扇上的應用情況還需要考察。九州國立博物館藏有一件14世紀的《日月圖軍扇》，一面用金箔貼出日輪，另一面用銀箔貼出月輪。德川博物館藏有一把16至17世紀折扇，在泥金底色上繪出一株老松，扇面中間再放上一個銀色圓輪[38]。德川美術館收藏有一套17世紀《百番謠本》，畫家在暗色底子上用泥金繪出折扇，扇面部位又貼菱形金箔（圖9—11）。這套畫帖的作者傳為觀世黑雪（1566—1626），與明墓金扇流行的時代相近[39]。不過，在12至17世紀之間，目前還沒有發(fā)現與明墓金扇所用菱形圖案完全一致的日本扇。這也是明墓金扇來歷一直存在爭議的原因。

圖9 傳高倉天皇御寄扇 12世紀 嚴島神社藏

圖10 折扇 16-17世紀 德川博物館藏

圖11 傳觀世黑雪筆《百番謠本》中描繪的折扇 17世紀 德川美術館

明墓金扇有兩個核心元素：折扇和菱形金箔裝飾。如果分別考察它們的源頭，可以看到，折扇傳自日本，用菱形金箔裝飾折扇同樣也始于日本。那么16—17世紀中國金扇中用菱形金箔作核心裝飾的形式，最早可能也出自日本。中國金扇演變脈絡中呈現出的工藝逐漸簡化的趨勢，似乎也可以從先模仿“倭扇”，進而自出機杼的角度獲得解釋。根據明人觀察，日本在貼金、灑金工藝上似乎要技高一籌。郎瑛《七修類稿》比較了中國和日本在“金”的使用上存在的工藝差別：

古有戧金而無泥金，有貼金而無描金、灑金，有鐵銃而無木銃，有硬屏風而無軟屏風，有剔紅而無縹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東夷或貢或傳而有也。描金、灑金，浙之寧波多倭國通使，因與情熟言餂而得之。灑金尚不能如彼之圓，故假倭扇亦寧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縹霞，宣德間遣人至彼傳其法。軟屏，弘治間入貢來，使送浙鎮(zhèn)守，杭人遂能。鳥嘴木銃，嘉靖間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傳造焉。[40]

按郎瑛的理解，中國古代有戧金、貼金，而無泥金、描金和灑金。即便在“本朝”學到了來自日本的裝飾方法，在技巧上仍不如日本圓熟精到（“尚不能如彼之圓”）。中國“金扇”可能始于模仿日本折扇，在日本金扇的基礎上逐漸發(fā)展出本國特色，尤其中國折扇上用墨繪線條與刻劃線條來形成金色菱形，是裝飾史上非常罕見的手法。

需要辨析的是，所有已知的中國金扇，目前沒有任何一例可以確認為日本扇，或是完全摹仿日本扇。除非能夠在日本發(fā)現與中國“中心對稱式”或“平均排列式”金扇相近似的折扇，才能確認中國明代金扇的形式直接來自日本。如果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本文更傾向于認為中國明代墓葬中出土的“金扇”乃是中國工匠根據日本折扇做的“轉換”或“發(fā)明”。越到后來，“發(fā)明”的成分就越多。

四、 墓葬、折扇與性別

金扇在明代墓葬中為男女所通用，不存在性別上的差異。不過在金扇之外，明代墓葬中還有另一類折扇，即“書畫扇”。明墓出土書畫扇的一個特點是它們只作為男性墓主人的隨葬品出現。這就需要討論金扇、書畫扇與性別的關系。

朱守城夫婦墓（1581年前后）是較早出現書畫扇的明墓。朱守城隨葬折扇15把，其中11把為金箋扇或灑金扇，還有書畫扇四把，“正面墨繪山水、花鳥、魚蟲，背面均有題詩”：一把為嚴納、翟鐘玉墨書，一把有周天球行書，一把由陸治繪梅石，一把有“叔平”朱文印和楷書蘇軾《超然臺記》[41]。需要注意的是，這四把折扇都以泥金作底，在泥金底上再作書畫。

泥金底書畫扇同樣以泥金裝飾扇面，在這個意義上，泥金底書畫扇似乎也稱得上“金扇”。但在裝飾方式和價值趣味上，泥金底書畫扇卻與前文所述金扇有很大的差別。無論貼金還是泥金，抽象的金色幾何形始終是金扇視覺上的中心。而泥金底書畫扇則完全放棄抽象的幾何形，將泥金底作為背景來襯托書法或繪畫，雖然保留了原先金扇在材質（“金”）上的特征，視覺重心卻是金底上的書與畫。

在朱守城夫婦墓中，與朱守城隨葬書畫扇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兩位夫人都只隨葬了金扇。夫人王氏隨葬折扇兩把，楊氏八把，都是幾何紋金扇，沒有一把書畫扇。在對于隨葬折扇的選擇上，朱守城兼顧了早先流行的幾何形金扇，又增添了泥金底書畫扇，似乎做了一個新的突破。而他的兩位夫人似乎就更為傳統(tǒng)，沒有做同樣的變動。

與朱守城夫婦墓情況相似的，是同樣位于上海的諸純臣夫婦墓。諸純臣卒于1601年，去世之后隨葬泥金書畫扇三把：左手握一把墨筆山水折扇；右手握一把墨筆山水折扇和一把墨筆“歲寒三友”折扇。三扇均以泥金作底。諸純臣的夫人楊氏卒于1624年，僅隨葬幾何形圖案金扇一把[42]。而且和朱守城一樣，諸純臣隨葬折扇在數量上多過他的夫人。

時代略晚于諸純臣墓的江蘇吳縣許裕甫（1546—1610）墓出土了三把折扇，其中有兩把泥金書畫扇：一把有文徵明（1470—1559）書畫；一把有申時行（1535—1614）題詩。此外還有一柄“隨葬明器”，對這一明器，考古報告未作更多描述[43]。文徵明時代早于許裕甫，可知這一書畫扇并非為墓主人專門制作，而是墓主人通過購買或其他途徑獲得，然后再將它帶入墓中[44]。申時行題詩扇也是類似情況。它們應該都是許裕甫生前鐘愛之物，去世之后作為“生器”隨葬[45]。

以上三墓出土的書畫扇均為泥金底書畫扇。到1613年，在王錫爵夫婦合葬墓里出現了一把“紙面書畫折扇”。這把折扇是王錫爵（1534—1611）的隨葬品，他的夫人朱氏則是隨葬“圓頭雨金烏漆竹骨灑金扇兩把”[46]。僅從隨葬折扇角度而言，王錫爵夫婦合葬墓有兩個特點：一是隨葬折扇徹底脫離了金扇范疇，形成男性墓主人隨葬紙面書畫扇與女性墓主人隨葬幾何形金扇的對照；二是女性墓主人隨葬折扇多于男性墓主人。

在明代墓葬語境中，書畫扇與幾何紋金扇之間可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對立關系。存世的明代折扇或扇面數以千計，絕大部分為書畫扇。有明確紀年的書畫扇可以追溯到1427年朱瞻基的《山水人物圖》扇。而在泥金扇面上作畫的情況15世紀后期也已經比較常見，沈周（1427—1509）等吳門畫家均有泥金扇面畫作傳世。不過，這種折扇在明代也堪稱奢侈品，更多更常見的還是保持紙張本色的紙面書畫扇。但在墓葬語境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16、17世紀進入墓葬的折扇絕大多數是幾何形金扇，書畫扇鳳毛麟角。明代墓葬在選取作為“殮衣”的折扇時，應該是有意識地選取了金扇這個特殊類型，同時也有意識地排除了其他類型（如書畫扇）。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墓出土金扇雖然繪有龍紋，也只為突出王族身份，更近似圖案裝飾，而非通常意義上的書畫。

就幾何紋金扇隨葬而言，男女墓主人也不存在性別上的差異?？傮w來說，夫婦合葬墓中男、女墓主人的折扇數量大體相當。益藩羅川王族墓中的“殮衣”清單記錄一把“金扇”，夏浚墓出土衣單同樣只記錄一把。從“殮衣”的角度來看，一把就足夠了。身為王族的朱翊鈏隨葬折扇一把，元妃李氏一把，繼妃孫氏兩把。曾為內閣首輔的王錫爵一把，王錫爵夫人兩把。對于大部分墓主人來說，一至兩把折扇足矣。

對那些隨葬三把以上折扇的情況，如朱守城隨葬15把折扇的極端表現，則需要從其他角度來考察。先考察金扇的經濟價值。關于明墓出土金扇的價格只有一條記錄。益宣王朱翊鈏墓出土折扇提供了一個信息：“價廿五”。根據明人記錄物品價格的習慣，這里的“價廿五”應該是25兩白銀。這就為今人了解金扇在當時的價格提供了參照。

扇子的大小和工藝都可能會影響到價格。朱翊鈏扇長31厘米，這是明墓出土折扇的常規(guī)尺寸。王錫爵夫婦墓出土三把折扇都是“九寸”，大約在30厘米上下。吳麟夫婦墓的三把折扇，長度分別是28.8厘米、29.9厘米和30.5厘米[47]。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員夫婦墓出土金扇長30厘米[48]。朱守城夫婦墓出土的25把折扇，最長的達到37厘米，最短的也有29.6厘米[49]。相當一部分明墓出土折扇還不見于考古報告，目前尚不能對這些折扇做完整的統(tǒng)計和分析，僅就已知而言，無論金扇還是書畫扇，最小的在28厘米，最大的有37厘米，大部分在30厘米上下浮動。就扇子大小來說，男、女墓主人隨葬折扇沒有差別，書畫扇和金扇也沒有不同。在大小不變的情況下，扇面、扇骨的用料、加工也會影響造價。如吳麟夫婦墓、朱守城夫婦墓中部分制作極為精美的金扇，造價應該不在朱翊鈏金扇之下。工藝較為簡略的金扇，價格或許會稍低。

書畫扇的價格可以參照明代中后期的卷軸畫。謝時臣（1487—1567）《省中帖》上有題跋：“承付來石田大障，入目爛然，其筆法俱學董源與僧巨然，景奇意古。但題款之外，為俗士刊去，是亦可惡。其畫為此破損，價在五兩以下可買。如更要多，不必成此?！盵50]一幅沈周“大障”因品相不好，同行估價為五兩白銀。項元汴（1525—1590）在沈周《水墨寫生圖》（二幅）后記錄他購買時的金額“其值三金”[51]，折算下來，一幅折合1.5兩白銀。稍晚的李日華（1565—1635）在《味水軒日記》記錄他購買沈周《灞橋詩思》畫卷時花費了“數金”[52]。在中、晚明，沈周的小幅畫作大概在二三兩白銀上下浮動，大畫視情形而定。項元汴還記錄文徵明《袁安臥雪圖》立軸的價格為“十二金”[53]；唐寅《嵩山十景》冊“原值二十四金”，該圖冊有畫幅十開，一開一“景”，每“景”平均折銀2.4兩[54]。以上作品的交易都發(fā)生在16、17世紀[55]，與本文討論的出土書畫扇時間相吻合。

以卷軸畫作參照，制作優(yōu)良的金扇價格要遠遠高于同時代畫家的卷軸畫。當然，如果明代書畫名家在一幅昂貴的泥金扇面上作畫，總價或許可以達到或超過“價廿五”。朱守城、諸純臣、許裕甫隨葬的書畫扇都以泥金作底，實際上是在“金”扇的基礎上再作書畫，如果再配上文徵明、陸治、申時行等名人字畫，經濟價值不僅遠超紙面書畫扇，應該也非一般明墓金扇可比。

這就可以看出，朱守城、諸純臣均隨葬多把金扇以及泥金書畫扇的情況，或許有顯示財富的意圖。此外，朱守城、諸純臣隨葬扇子的數量都兩到三倍于他們的夫人，從他們的例子來看，眾多金扇的隨葬似乎是在體現男性墓主人對更多財富的占有。

與之相反的是女性隨葬折扇多過男性的情況。如朱翊鈏夫婦墓、王錫爵夫婦墓，都是女性墓主人折扇數量多過男性墓主人。前文提到過的上海宛平南路三品官員夫婦墓也是如此，男性墓主人身邊未發(fā)現折扇，而女性墓主人則用絲巾包裹著一把幾何紋金扇。對于部分身居高位的男性而言，似乎并不在意金扇的數量甚至有無。

夫婦合葬墓中反差最大的是王錫爵。王錫爵隨葬的是一把“紙面書畫折扇”，他的夫人朱氏隨葬了兩把金扇。無論從扇子本身的價值還是數量，王錫爵均不及朱氏。對于王錫爵來說，經濟因素肯定不是他偏愛書畫扇的理由，而只能是出于個人喜好或者文人趣味。

以書畫扇隨葬，多少體現出墓主人的某些個人喜好。同時，將書畫扇帶入墓葬的行為還包含了一種隱性的文化權力，即對于書法、繪畫欣賞與觀看的占有。女性墓主人多使用金扇隨葬，很可能更多是某種墓葬傳統(tǒng)的體現，既然“殮衣”中需要一把金扇，那就放一把金扇。金扇最初成為“殮衣”的一種時，夫婦合葬墓的男、女墓主人均隨葬金扇[56]。也就是說，在折扇進入墓葬早期階段，金扇并不帶有特殊的性別含義。到后來，書畫扇成為部分男性的選擇，他們將生前喜愛之物隨身攜帶，替代作為標準“殮衣”的制式金扇。對于女性而言，金扇大約近似于“明器”。隨她們下葬的金扇作為“殮衣”得到制作，專供她們在地下世界使用。而男性墓主人則將個人身前喜愛之物帶入“殮衣”，打通了“生器”與“明器”間的界限。

結論

折扇在中國于15世紀開始普及，到了16世紀中期，就作為“殮衣”的一部分進入到墓葬之中。從出土位置來看，折扇通常位于墓主人身體周邊，如頭部附近、手上或袖中。與身體近距離甚至零距離接觸，使折扇帶有了“衣”的特征，在地下世界與逝者構成緊密的聯(lián)系。

自折扇傳來中國后，書畫扇就一直存在。不過從出土實物來看，更早成為“殮衣”的卻是金扇，而不是書畫扇。益藩羅川王族墓出土“殮衣”清單列出“殮衣”品種之時，特別記錄了衣物材質與色彩。除“金扇”外，與“金”有關的還有“金簪二根”“金冠一頂”?！敖稹睙o疑就是價值和等級的象征。此外，這份“殮衣”清單對于進口的外國材料也有特別強調，例如“白西洋布衫一件”“白西洋布單中衣一件”“白洋布單裙一條”“白西洋布暑襪一雙”。來自歐洲的“西洋布”必定價格不菲，而且富于異域情調。如前文所述，明墓出土金扇中的核心元素來自日本，對于明代中國而言，這種奇異而華麗的扇面裝飾可能會引發(fā)不同于其他折扇的聯(lián)想。

關于明墓金扇與日本扇的關系，也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來作討論。一是中國明墓出土金扇的產地。目前可以確定，這些金扇都是中國本土制造。一方面，如早先學者們指出的，這些折扇帶有大量的中國元素，如扇骨數量、扇骨材質，以及除菱形外的其他裝飾圖案（龍紋、漢字等）；另一方面，明墓金扇的裝飾手法在演進過程中呈現出越來越遠離早期“原型”的趨勢，這種演變也證實了它們的中國身份。二是金扇核心元素的來源。以金箔裝飾扇面的傳統(tǒng)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日本，明墓出土金扇以菱形金箔作為核心元素，這一形式應該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日本。三是明墓金扇“原型”是否直接出自日本，這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考察。目前對13至17世紀日本折扇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很難就這一問題做出清楚可信的回答。本文傾向于認為，既然大量明代文獻聲稱15世紀有大量日本金扇傳來中國，那就很難排除源自日本的可能性。甚至可能正因為此類金扇帶有明顯的異域色彩，更接近“明器”貌而不用的特質，才使它們成為進入地下世界的首選。

繼金扇之后，書畫折扇也成為隨葬品的一部分進入墓葬，既有體現財富的意圖，同樣也是喪葬習俗與墓主人個人趣味相結合的產物。男性墓主人以書畫扇替代金扇的行為，不僅將世俗生活中知識精英占據文化資本的象征——書與畫——帶入地下世界，似乎同時也展現出男性即便進入地下世界時，依然可以擁有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自由：在地下世界，女性似乎只能沿襲某種已經得到確立的墓葬傳統(tǒng)，而男性則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墓葬傳統(tǒng)。

注釋

[1] 根據已有的考古成果，明代墓葬中才開始出現折扇。見何繼英《上海明代墓葬概述》，載《上海博物館集刊》第9期；夏寒《試論江南明墓出土折扇》，載《中原文物》2008年第2期。

[2]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合葬墓》，載《文物》1982年第8期；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48頁。

[3]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夫婦合葬墓》。

[4][6] 江西省博物館等編《江西明代藩王墓》，第154頁，第133、152頁。

[5]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重定宮官六尚品職及內官監(jiān)司庫局與諸門官并東宮六局、王府承奉等官職”，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錄》“明太祖實錄”，上海書店1984年版，第3506、3513頁。

[7][8] 申時行等修、趙用賢等纂《大明會典》，《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9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頁，第31頁。

[9]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玉山、臨川和永修縣明墓》，載《考古》1973年第5期。

[10] 江陰博物館：《江蘇江陰葉家宕明墓發(fā)掘簡報》，載《文物》2009年第8期。

[11]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97頁。

[12] 關于明代衣物疏的討論，參見黃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zhèn)墓文、衣物疏為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9—571頁。

[13] 丁茂松：《彭澤清理一座明監(jiān)察御史墓》，載《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14][47] 周意群：《安吉明代吳麟夫婦墓》，載《東方博物》2014年第2期。

[15]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載《文物》1992年第5期；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127頁。兩篇考古報告對折扇內容和數量的記錄略有差別，1992年的考古報告統(tǒng)計籠統(tǒng)地說出土23把折扇，2009年的《上海明墓》分別統(tǒng)計三人隨葬折扇為15把、2把、8把，合計25把，比較細致。本文暫依《上海明墓》。

[16] 郴州市文物處：《湖南郴州李家壩明墓》，陳建明主編《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0輯，岳麓書社2014年版。

[17][46] 蘇州市博物館：《蘇州虎丘王錫爵墓清理紀略》，載《文物》1975年第3期。

[18] 這是考古報告對王錫爵夫人朱氏隨葬折扇的評價，見《蘇州虎丘王錫爵墓清理紀略》。

[19][48] 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第128頁，第129頁。

[20] 蘇州博物館考古組、太倉縣博物館：《蘇州太倉縣明黃元會夫婦合葬墓》，載《考古》1987年第3期。

[21] 林業(yè)強編《廣東出土五代至清文物》，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9年版，第120頁。

[22] 中村清兄『日本の扇』（河原書店，1942）209—215頁；王勇：《日本折扇的起源及在中國的流播》，載《日本學刊》1995年第1期。

[23]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頁。

[24] 朱莉麗：《行觀中國：日本使節(jié)眼中的明代社會》，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頁。

[25] 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74頁。

[26]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63頁。

[27] 荊曉燕：《明清之際中日貿易研究》，山東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第195頁。

[28] 文震亨：《長物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72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0頁。

[29] 日本折扇上多有圖繪，這方面的討論參見吳雪杉《董其昌與日本畫》，載《世界美術》2018年第1期。

[30] 王颋：《折迭扇的輸入與仿制》，載《東南文化》2001年第9期。

[3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簡報》，載《考古》1963年11期；石守謙：《物品移動與山水畫——日本折扇西傳與山水扇畫在明代中國的流行》，《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241頁。

[32] 何繼英：《上海明墓出土折扇》，載《上海文博論叢》2003年第1期。

[33] 劉明杉：《外番巧藝奪天工，筆底丹青智莫窮——明人眼中的日本紙折扇》，載《中國收藏》2018年第6期。

[34] 九州國立博物館『王羲之と日本の書』（九州國立博物館，2018）100頁。

[35] 辻惟雄：《圖說日本美術史》，蔡敦達、鄔利明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版，第127—132頁。

[36][39] 德川美術館『金と銀の國ジパング：輝きときらめきの美術』（德川美術館，2017）62—70頁，70、138頁。

[37] 中村清兄『扇と扇絵』（河原書店，1983）116—121頁。

[38] 德川美術館『家康の遺產』（德川美術館，1992）26頁。

[40] 郎瑛：《七修類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頁。

[41]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何繼英主編《上海明墓》，第125—127頁。

[4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簡報》。

[43]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洞庭山發(fā)掘清理明許裕甫墓》，載《文物》1977年第3期。

[44] 蘇華萍：《吳縣洞庭山明墓出土的文徵明書畫》，載《文物》1977年第3期。

[45] 巫鴻：《“生器”的概念與實踐》，載《文物》2010年第1期。

[4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寶山明朱守城夫婦合葬墓》。

[50] 徐邦達著，故宮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錄·元明清書法》第3冊，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2頁。

[51] 李佐賢：《書畫鑒影》，《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085冊，第708頁。

[52] 李日華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軒日記校注》，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頁。

[53] 吳榮光：《辛丑銷夏記》，《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082冊，第577頁。

[54]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圖錄》第22冊，臺北故宮博物院2003年版，第223頁。

[55] 關于明代書畫市場價格，參見葉康寧《風雅之好：明代嘉萬年間的書畫消費》，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85—219頁。

[56] 有觀點認為墓葬中隨葬折扇是“文人習氣使然”，見《試論江南明墓出土折扇》。本文認為女性隨葬金扇與“文人習氣”關系不大。這個問題或可做更多討論。

*文中配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Hash:ea886861d4699e528a818fb3d49a53327d049f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