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芮城清涼寺墓地出土玉器
清涼寺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芮城縣東北部，隸屬于寺里—坡頭遺址，目前保存的范圍南北最長處約100 米，東西寬約30～90 米，總面積近5000 平方米。20 世紀70～90 年代，清涼寺先后發(fā)現了兩批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重視。2003 年深秋至2005 年初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與運城市、芮城縣文物部門聯(lián)合對墓地進行了科學發(fā)掘，累計清理史前墓葬355 座，這是近年來中原地區(qū)發(fā)掘面積較大的史前墓地。發(fā)掘地點在清涼寺大殿東北側墓葬分布最密集的區(qū)域，所有墓葬皆為土坑豎穴，但規(guī)模可分為大、小兩類；分布區(qū)域分為西、中、東三個部分；根據墓葬之間的打破關系，又可分為四期，其中第一期沒有發(fā)現任何隨葬品，而第二到第四期則出土了大量特征鮮明的玉器。這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qū)發(fā)現隨葬成批玉器年代最早的墓地之一。所出器物蘊含的文化信息極為豐富，對研究新石器時代社會階層的分化、精神文化的進步、人與人之間較早的等級區(qū)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將對該墓地出土的部分玉器反映的一些問題作粗淺的探討，就教于學界同仁。
一、墓地發(fā)現玉器的質量、數量、種類
清涼寺墓地第二到第四期約三分之一的墓葬有隨葬品，其中主要是玉石器。器物的種類較少，分為璧、環(huán)、帶孔石刀、鉞、長方形玉器、玉琮、獸頭狀飾品等類別，出土時分別位于頭部、臂上、下腹部及其他位置。隨葬品數量的多少、質地的優(yōu)劣、種類的不同，反映出墓葬下葬時間的差別，與死者生前的地位和財富也有某些聯(lián)系。
從隨葬玉器的組合情況來看，不同階段的墓葬中玉器的種類、質量有著明顯的區(qū)別，除下葬時間先后有別外，還反映著死者生前財力、權力的差距。在屬于第二期的墓葬中，種類主要是鉞、多孔刀和璧、環(huán)等，有一些器物不見或很少見于第三期，但整個器物遠沒有第三期的同類器物精致。特別精美的器物一般都出土于第三期的大型墓之中，如M52 出土有質地良好的玉琮，M100 出土的玉牙璧、M87 出土的玉虎頭、M29 出土的玉環(huán)、M146 出土的凸緣六邊形器、雙孔石刀、玉梳形器、M150 出土的玉方璧、M155 出土的雙聯(lián)復合玉璧和其他品位較高的器物。第三期出土的器物不僅說明了墓主人的富有，而且顯示了身份的高貴，這是該墓地入葬者最強盛時期的代表。第四期除個別墓內隨葬玉器外，一般僅有人骨，是該墓地的最晚一批墓葬，是否全部屬于同一時期還不能確定。
同一階段隨葬器物的種類雖然比較固定，但器物的數量在每一個不同的墓葬中卻有明顯區(qū)別，從1 件到16 件不等，說明基本屬于同一時期的死者之間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等級，那些有較多玉器隨葬的墓葬應該就是當時的上層人士。將隨葬器物的數量作為等級劃分的標準，這一在后來歷史時期十分流行的理念至晚從這一時期已經形成了。
二、墓葬出土器物的分析
從整體上來說，清涼寺墓地出土的器物多素面無紋，缺乏神秘性，但不同器物的特點十分突出。器物在墓葬中的位置、不同種類的形制都與其使用方式和所包含的意義密切相關，是我們認識這些器類的重要線索。下面我們對不同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況作一些分析。
玉石刀、鉞：刀和鉞是從日常使用的生產工具、武器改進而來的，已非實用器，而是作為一種禮器，成為身份的象征。其主人死后將它們作為貼身的隨葬物，后來，這種現象逐漸形成了一種制度，并賦予精神性的意義，于是，一種象征權威與財富的玉兵產生。清涼寺出土的刀和鉞基本沒有使用痕跡，至少有一部分已經脫離了其初期的功能，具有了禮器的性質。
圖一 M146 雙孔石刀
刀：清涼寺出土的刀，質地多為普通巖石。大多數刀呈長方形，多為雙面刃，兩側邊磨去邊角。器孔均位于刀的近背部處，孔數全部為單數，有單孔、三孔、五孔、七孔、九孔等，其中七孔刀個體最大，長達37 厘米?？子脠A頭鉆單向直鉆，周邊留有螺旋痕及朱砂，孔底穿透處均見崩裂痕。長邊刃部多數內凹，有的留有朱砂痕，也有少數器物的刃部弧凸。在西部的齊家文化、石峁類型發(fā)現的多孔玉刀的長度常在50 厘米以上，與之相比，清涼寺墓地的器物短了些，或許是年代較早或地域性特征。M146 出土有一件長條狀雙孔石刀（圖一），此種形制的器物在清涼寺僅此一例。在臨汾下靳墓地出土七件，分別出土于七座規(guī)模較大的墓，四座明確有棺，其中二座還有壁龕，由此可以看出，雙孔刀在下靳墓地中的特殊地位。這類器物出現在清涼寺第三期，反映了臨汾盆地古代文化對中條山地區(qū)有較大影響。
鉞：鉞由斧發(fā)展而來，初為兵器，后發(fā)展為權杖，是宗教、軍權乃至政權的象征。清涼寺出土的鉞，器形大多寬扁，一般多為一孔，個別有兩孔。雙孔鉞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墓地就有出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都有發(fā)現。值得注意的是，清涼寺出土的鉞多伴有長方形的石器，長方形石器上的孔與鉞的孔相對應。根據南京金壇三星村出土鉞分析，鉞與長方形器之間存在一件長條狀的有機質柄，長方形器乃木柄上之裝飾，故玉鉞應作為權杖使用。此外，清涼寺出土鉞的上部兩側帶有磨下的對稱豁口，比較特殊，估計是為了在裝柄時繩索通過鉞上的孔，使柄捆綁得更加牢固。
璧、環(huán)：璧的基本造型為圓形片狀，中央有圓孔。關于玉璧的起源有不同的認識，其中主要有以下三說：環(huán)形石斧、紡輪、仿天之圓形。玉璧的功能眾說紛紜，或作為裝飾物，或作為儀式之法器，或作為避邪之護身符。大型的環(huán)形玉器也許是執(zhí)行某種儀式的人手上所握之法器，后來才演變?yōu)橄笳魃裰??？脊刨Y料顯示，新石器時代，廣袤的中華疆域上，許多區(qū)域性的文化中，都有玉璧發(fā)現，是所有玉器中分布最普遍的一類器物。由于雕琢技法較原始，初期的玉璧圓度不夠周正，有的器表有切割時留下的鋸痕，中孔上、圓周邊也留有制作的痕跡。
在清涼寺墓地出土的璧既有一般形態(tài)的圓璧，也有呈圓角方形的璧，甚至還有鑲嵌綠松石的不規(guī)則玉璧，四牙璧也較為特殊。從出土部位看，璧和環(huán)多套于手腕或小臂上，所以其功能應該主要是作為佩飾隨葬的，這一點與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小孔玉璧有根本的不同。從制作工藝來看，玉璧中部的穿孔幾乎全部是用管鉆的方式，并且以單面管鉆占大多數，部分玉器孔周入鉆臺面和孔內壁螺旋形鉆痕十分清晰。
圖二 M155 復合玉璧
多聯(lián)璜：這類器物為山西史前玉器的一個顯著特色。它是由兩個以上的璜形玉片圍成一圈組合成璧的形狀，根據璜片的數量不同，可以分為二聯(lián)璜、三聯(lián)璜、四聯(lián)璜、五聯(lián)璜、六聯(lián)璜等，也有學者根據出土時的形狀稱其為玉圍圈。各節(jié)璜片兩端穿孔數量不盡相同，其中以一端一孔，一端兩孔者最多；其次為兩端各有一孔者，個別為兩端各有兩孔。璜片綴連時，大多以兩孔的一端與另一件璜一孔的一端相互連接。清涼寺出土有兩聯(lián)、三聯(lián)和四聯(lián)璜，部分器物就是先制作成璜之后再利用成形對開法將其分割，從器物的紋路就可以看出來（圖二）。這些璜既可單獨使用，也可以相連接成聯(lián)璧。
清涼寺墓地還發(fā)現有的玉璧疊加在一起套于手臂上，如M4、M54、M82 等；也有幾件璧疊放在一起的情況。根據它的出土位置，我們推測其作用應該是作為裝飾品使用，與良渚玉器所蘊含的社會性有所不同，它們所蘊含的宗教意義已相對淡薄，而更注重于財力、權富等世俗觀念。
圖三 M52 玉琮
琮：清涼寺墓地出土有兩件玉琮，這不僅是晉南，而且也是中原地區(qū)年代最早的玉琮。M52 出土的玉琮（圖三）四個側面均有兩條上寬下窄的直線凹條槽，單節(jié)、四面平直、光素無紋，整體風格與齊家文化比較一致。
三、與周圍地區(qū)的文化交流
清涼寺墓地出土玉器所屬的史前時期，各地的文化面貌千差萬別，但從黃河到長江流域，甚至北起大漠、南達嶺南的廣大地區(qū)均有玉器發(fā)現，這些不同風格的器物構成用玉的全盛局面。中原地區(qū)作為史前時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最終成為文明起源的核心區(qū)域。清涼寺墓地地處中原的中心地帶，從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開始，周邊各種文化因素和理念就在這里匯聚，所以清涼寺出土玉器與周邊文化存在諸多聯(lián)系，彼此均有許多文化上的共同點。
1. 與江漢平原的文化交流
圖四 M87 虎頭玉飾
清涼寺M87 發(fā)現了兩個虎頭狀的小飾品（圖四），器物小巧精致，遍體潔白，雕刻手法細膩，惟妙惟肖，散置于經早期擾亂過的墓室底部。在湖北天門市石家河肖家屋脊遺址6 號甕棺出土有十幾件虎頭形玉飾，W6：53 玉虎頭與清涼寺發(fā)現的飾品相似，皆為圓雕，耳廓為葉形，圓目，眼球凸出，顴骨較高，鼻端延伸至下側，兩側有對鉆遂孔，左右貫通。清涼寺還出土有玉管，其中M149 有兩件，M100 有一件，形制與肖家屋脊出土玉管的第一類比較相似，基本呈現中間略細、兩端稍粗的造型，只是器表沒有凸棱紋。
關于玉虎頭的功用，學術界尚有不同的認識：在前掌大報告中稱其為笄帽（ M40、M120：49），肖家屋脊報告中推測為綴于織物表面的裝飾品[12]，而在史密森寧玉神面上則是在柄形飾底端雕有玉虎頭，或許它也可以裝飾在柄形器之類物件的底部。晉南地區(qū)不同時代墓地中均出土具石家河文化因素的玉器，其中有襄汾陶寺的玉獸面、芮城清涼寺的玉管、曲沃羊舌的玉神人獸面及晉侯墓玉璜上的玉虎等。這些現象決非偶然因素，何弩先生在《陶寺中期大墓IIM22 出土玉獸面蚩尤神像來源簡論》一文中談到：與陶寺文化早期同時的山西垣曲東關遺址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遺存中的紅陶斜腹杯、缸、斗笠形器蓋等都是典型的肖家屋脊文化因素，兩地早已有了文化往來。上述器物的存在說明這個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東周時期。
2.與良渚文化的關系
在清涼寺坡頭的玉器中，除絕大部分為好徑較大的玉璧外，還有約三分之一的玉璧好徑較小，有的只占外徑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從璧的外徑、好徑、厚度和肉的剖面形狀諸方面來看，更接近良渚玉璧的作風。
琮類器物起源于良渚文化，清涼寺玉琮外表的凹槽可能是仿良渚文化玉琮中間的直槽有意刻上的，這一理念必然源自太湖流域。中原是東南地區(qū)文化對西北地區(qū)傳播的中介，清涼寺出土的玉琮代表不同區(qū)域文化之間交流的中間形態(tài)。
圖五 M100 四牙璧
清涼寺M100 墓地出土了一件較為特殊的四牙璧（圖五），略呈方形，在以前收集到的玉器中也有一件只存一齒的牙璧。此類器物臨汾下靳村墓地也有發(fā)現，但器形甚小且制作欠精。牙璧的造型曾見于山東膠縣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龍山文化墓葬，臨朐朱封龍山文化墓地附近也采集到一件，海陽司馬臺遺址、五蓮丹土墓地等都有出土。因此，我們認為：山西發(fā)現的這類器物與黃河下游地區(qū)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有著一定的關聯(lián)。
圖六 M150 方形璧
清涼寺M150 出土了該墓地唯一的一件方形璧（圖六），外方內圓，這種器物在大汶口文化的山東茌平尚莊、鄒縣野店等遺址均有發(fā)現。因而，清涼寺部分玉器與東方文化的西漸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山東地區(qū)龍山文化的綠松石鑲嵌技術比較發(fā)達。臨眗朱封出土的綠松石薄片達980 多件，做工精美的綠松石墜飾竹節(jié)形玉笄，左右兩端鑲嵌有四個圓形綠松石。清涼寺M100 復合玉璧上鑲嵌有綠松石，應該也是受東方文化影響的結果。
4. 與紅山文化玉器的遠程文化交流
圖七 M146 梳形玉飾
清涼寺墓葬隨葬的玉石器中有一些造型與東北的紅山文化器物相似。如M146 出土的梳形玉飾（圖七），無論其形制，還是工藝，都很接近紅山文化的玉器風格。另外，以前收集到的玉環(huán)內緣為弧狀邊，外緣為薄直邊，底面平，另一面呈弧形凸起，也顯現出紅山玉器的作風。而前述M150 出土的方形玉璧遠在遼寧的三官甸子、牛河梁、黑龍江新石器時代亞布力遺址也有發(fā)現，因此清涼寺墓地的玉器中存在著來自東北地區(qū)的文化因素。
以上這些方面充分表現出史前時期各考古學文化之間的趨同性與融合性，各地考古學文化的互動是我國史前玉器發(fā)達和繁榮的根本原因，而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匯聚中原使這一地區(qū)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四、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意義
我國古代居民對玉器十分重視，早在新石器時代初期已經開始制作和使用較精致的玉器了，經過數千年的發(fā)展，在進入階級社會后，貴族們不僅在重要的場合和儀式上使用或擺放這類器物，表明其不同的身份和儀式的莊重，而且在死后也將具有明確禮器性質的器物作為隨葬品埋入墓穴。
禮器是用來明貴賤、定身份的標志性器物，它們所表現的族權、神權、軍權三權一體化是王權的雛形。它們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禮”和“禮制”的初期形態(tài)，古文字“禮”的本意就是“以玉事神”，這是中國歷史、文化史有別于西方歷史、文化史的一大特色。
清涼寺墓地出土的200 余件玉器，種類雖然較少，但其中的琮、璧、鉞、帶孔石刀齊全，數量從1 件到16 件不等，皆屬于禮器的范疇。
階層、階級的區(qū)別是古代文明到來的重要標志之一，清涼寺墓地發(fā)現墓葬的規(guī)模較大，存在著較普遍的殉人現象，墓內隨葬器物也有著十分顯著的差別，將墓地中不同死者的身份差別表現得淋漓盡致，反映出當時已經有了十分明顯的階層分化和階級對立。而玉器又是隨葬器物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解析這些玉器蘊含的內涵是我們釋讀“中國文明起源”這一重大課題的重要方面。
清涼寺墓地還反映出長江流域、黃河上下游地區(qū)文化對中原地區(qū)文化的影響，各地文化因素匯聚中原是這一區(qū)域文明形成的重要標志，清晰地說明了文明時代至晚在該墓地代表的時期已經起步，甚至有可能比較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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