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組織部部長郭潛被捕叛變，由此導致南委機關及所轄江西省委、粵北省委、廣西省工委和主要交通站相繼遭受嚴重破壞，南方中共黨組織、宣傳、統(tǒng)戰(zhàn)、軍事等各項工作受到嚴重影響，也給華南地區(qū)國共合作抗戰(zhàn)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這就是國民黨在國統(tǒng)區(qū)內制造的又一起嚴重反共事件——“南委事件”。

“南委”在特殊形勢下秘密成立

隨著抗戰(zhàn)相持階段的到來，國民黨頑固派千方百計破壞中共黨組織，捕殺共產(chǎn)黨員、愛國青年及進步人士。為了堅持抗戰(zhàn)，預防突然事變，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黨組織發(fā)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長期埋伏和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1940年5月，毛澤東進一步指示國統(tǒng)區(qū)的黨組織必須貫徹“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面對新形勢，中共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擬在廣東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作為南方局的派出機關，對華南各地黨組織實行分區(qū)領導，使地下黨的工作同南方局領導的公開工作分開。經(jīng)中央書記處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于1941年春正式成立，代表南方局領導廣東、江西、廣西、福建、香港、澳門等地黨的工作，下轄江西省委、粵北省委、廣西省工委和瓊崖、潮梅、閩西、閩南、湘南五個特委，南委機關設在廣東省大埔縣境內，書記方方，副書記張文彬（南委成立初期兼組織部部長），組織部部長郭潛（原江西省委書記，南委成立初期為組織部副部長，后為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涂振農(nóng)，委員王濤（兼閩西特委書記），秘書長姚鐸。南委在廣東省曲江縣設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縣設立電臺，負責與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屬各地黨組織保持聯(lián)系。廣東省分設粵北省委（李大林任書記）、粵南省委（梁廣任書記）。

江西省委遭破壞，南委事件的開端

南委事件是從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壞開始的。1941年初，江西省委書記郭潛調南委工作，書記由軍事部部長顏福華代理，后調閩西南潮梅特委（即原閩粵贛邊省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謝育才繼任。1941年6月上旬，謝育才與妻子在交通員的護送下到達江西吉安，被省委駐吉安機關負責人、省委宣傳部部長駱奇勛安排在吉安郊區(qū)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林鳴鳳家暫住。

而在謝育才到達江西吉安之前，省委交通員李鐵拐和吉安交通站負責人李盤林、贛西南特委組織部部長李照賢、贛西南特委交通員黃靜玲等已被鋪叛變，潛伏下來成為了內奸。他們在特務的指使下，于7月初引領謝育才和駱奇勛一同前往省委機關所在地安福山（即安福、永新、蓮花三縣邊界之洋溪山）。謝育才妻子王勖因臨產(chǎn)，駱奇勛妻因生病，二人均留在吉安。

謝育才到省委機關后，看了郭潛寫的三年工作總結報告，聽了代理書記、軍事部部長顏福華的情況介紹，得知郭潛離開江西之前，省委所屬黨組織除贛西南特委外全部已遭受破壞，省委機關也很不健全。但郭潛在給中央及南委的報告中，并未全面真實地反映江西情況。因此，謝育才在上山的第四天向南委發(fā)了第一次電報。隔天，南委復電，要他立即到廣東曲江某地聯(lián)系。謝育才遂決定先到吉安搞到路條之后再前往曲江，即與駱奇勛一同由李鐵拐帶領下山奔吉安。7月15日到達吉安，住進一家旅館。當晚，謝育才和駱奇勛分別遭到國民黨中統(tǒng)局江西調統(tǒng)室行動隊秘密逮捕。隨后，王勖及林鳴鳳夫婦也先后被捕。

謝育才被捕后，特務又借他的名義給在山上的顏福華寫信，詐稱謝生病滯留吉安，要他到吉安商討工作。顏福華帶幾名武裝人員到吉安后也被捕。不久，顏福華也叛變了，并死心塌地為特務賣命。他出賣了被捕自首后又暗地向中共黨組織提供情報的原省委干部張建行、孔昭新，張、孔二人遂徹底叛變。接著，江西省委電臺被破壞，省委成員及機關工作人員全部被捕，在中統(tǒng)特務和顏福華的裹挾下，電臺臺長林云生等也叛變。從此，江西省委機關為中統(tǒng)特務機關所控制。到1942年6月，江西省委所屬贛西南、贛西北、贛南三個特委，44個縣委及以下200多個區(qū)委和絕大部分支部都遭破壞，2000多名黨員被投入監(jiān)獄，2000多名農(nóng)村黨員被強制“管訓”。對此嚴重情況，南委全不知情。

中統(tǒng)控制江西省委電臺誘騙，南委危機重重

1941年8月，國民黨中統(tǒng)局委員、高干會主席兼江西省特種工作辦事處主任馮琦（中共叛徒，原名徐錫根，中共六屆政治局候補委員）到吉安會同江西調統(tǒng)室代理主任張啟白和莊祖芳（中共叛徒），共同策劃進一步破壞南委及其組織。為了對南委嚴密封鎖消息，他們將在吉安的所有與廣東有關的中共人員及其家屬全部逮捕，并命原江西省委電臺人員，仍按原來的信號、波長、密碼，時斷時續(xù)向南委電臺發(fā)出呼叫，企圖騙取南委信任。

為了獲取有關南委情報，特務加緊了對謝育才夫婦的逼供。他們或封官許愿，或嚴刑拷打，或同關一室，或分開隔離，但最終也沒能達到目的。1942年2月，顏福華對謝育才說：“我們的人通通下來了，馮委員（馮琦）對我們很好?，F(xiàn)在我們正同南委聯(lián)系，你還在這里堅持什么呢！馮委員很看重你，希望你能出來和我們共事?！敝x育才看到顏福華，就知道江西省委已經(jīng)被完全破壞，南委的處境也極端危險。面對嚴酷的現(xiàn)實，他決定犧牲個人名節(jié)，爭取出獄向南委報警，遂填寫了自首書。馮琦、莊祖芳將謝育才夫婦放出集中營，軟禁于吉安莊祖芳寓所院內，生活上給予優(yōu)待。在此期間，謝育才與特務及叛徒巧妙周旋，既保護了自己，又保守了黨組織的機密。

1942年2月，南委電臺接到南方局電臺指示：“江西臺找你們，請與聯(lián)系?！辈畈欢嘣谕粫r間，南委電臺正在與其他電臺通電時，江西臺突然用同樣波長插了進來，稱由于機器損壞中斷聯(lián)系，現(xiàn)已修好，要求恢復聯(lián)系。起初，南委領導人認為江西臺中斷聯(lián)系半年多，對此有所警惕。于是決定：首先，考察一下是否是江西臺，要他說明中斷原因；第二，要江西省委將中斷后的情況作詳細報告；第三，南委暫不向江西臺發(fā)任何指示和通知。此后，叛徒即以江西省委名義，通過電臺陸續(xù)發(fā)來一些“報告”。南委曾詢問謝育才本人情況，江西臺稱“謝育才在日寇轟炸泰和時受傷住院”、“情況不明”。方方將此情況交涂振農(nóng)、郭潛等研究，他們認為沒有問題。于是，南委決定派郭潛到曲江向謝育才傳達南委一年工作總結和檢查江西的工作。同時給謝育才發(fā)了一封明文隱語信，要他于5月中旬到曲江韶關北路與“二叔”（即郭潛）見面。郭潛隨即離開南委駐地去曲江。但南委設在吉安的通訊處已被叛變的江西省委青年部部長唐敬齋出賣，為江西省調統(tǒng)室所掌握。中統(tǒng)控制的江西臺根據(jù)馮琦的旨意，此前曾向南委電臺提出：必要時請就前約定的通訊處來信，以免電臺易發(fā)生故障且修復不易。南委回電表示同意。結果，1942年4月，特務得到了這封明文隱語信，掌握了破壞南委的線索。

▲謝育才、王勖夫婦與孩子

特務們獲得南委通知謝育才去曲江聯(lián)系的重要情報后，立即策劃誘捕郭潛。顏福華將謝育才帶到馮琦處，馮琦一開始就問：“‘全福處’是人名或是地名？”接著說：“我明白告訴你吧，我們已經(jīng)同南委接通電訊了，南委來電，要你回全福處。你總該知道吧。”聽了馮琦的話，謝育才回答：“全福處是地名，在福建龍巖縣白土區(qū)后村，南委要我去那里，恐怕已經(jīng)對我發(fā)生懷疑了?！睂嶋H上，謝育才知道“全?！笔侵泄哺?a href='/jianping/' target=_blank>建平和縣長樂區(qū)區(qū)委書記張全福，并負責南委電臺安全保衛(wèi)工作，并猜測到如能找到張全福就能找到南委。這時，謝育才意識到南委已被特務聯(lián)系上了，情況異常危險，只能盡快逃走向南委報警。

謝育才艱難越獄示警，郭潛被捕叛變

1942年4月29日深夜，謝育才夫婦趁看守人員疏忽，忍痛丟下剛滿九個月的嬰兒，越窗逃出莊祖芳的宅院。翌日凌晨，特務發(fā)現(xiàn)后十分震驚，但又不能公開通緝，唯恐走漏消息達不到破壞南委的目的，只得下令秘密追捕。謝育才夫婦一路上晝伏夜行，風餐露宿，歷經(jīng)艱辛，行程1000多里，歷時24天，終于在5月22日到達閩南平和縣長樂地區(qū)的下洋村，見到張全福和負責南委機關安全保衛(wèi)工作的劉永生。謝育才向他們匯報了江西省委已遭破壞的情況，劉永生讓他連夜寫個書面報告。次日，劉永生將報告交給了南委書記方方。

方方得到謝育才的報告后指示：立即將謝育才轉移監(jiān)護起來，繼續(xù)審查，弄清情況；南委電臺準備轉移，加強警戒。并于5月24日給在曲江的郭潛發(fā)了一封密碼電報，讓他取消與江西的聯(lián)系，立即撤退。

郭潛于4月離開南委，5月初到廣西桂林領取了南方局匯給南委的經(jīng)費10萬元，5月26日回到曲江。他雖然收到24日南委發(fā)來的電報，但未及時將密碼譯出，并無撤離準備。而此時莊祖芳等特務和叛徒早已在交通站周圍布下密探。當郭潛回到曲江，在露天茶社喝茶時，即被孔昭新、羅卓明發(fā)現(xiàn)追蹤。當晚，郭潛和交通員曾平外出吃飯時，遭到包圍逮捕，并對其進行了突擊審訊，郭潛當即叛變，并提出三個條件：一、將從桂林領回的10萬元南委經(jīng)費中給他1萬元（實際上要了3萬元）；二、不公開其叛徒面目；三、保證其人身安全。特務答應了其所提的全部條件，郭潛的老婆李健隨即叛變。

南委機關被破壞，南方黨組織遭受重創(chuàng)

郭潛叛變當晚就引領特務破壞了南委曲江交通站，交通站負責人和交通員被捕。次日凌晨，又引領特務到曲江市郊粵北省委書記李大林家中，抓走李大林夫婦、弟妹、譯電員、保姆共7人。當郭潛和特務從李大林家出來路經(jīng)五里亭車站附近時，正好遇到剛從東江老隆回來的粵北省委組織部部長饒衛(wèi)華，就這樣，饒衛(wèi)華也被捕了。28日晨，郭潛譯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電報，莊祖芳認為南委已有準備，破壞無望。郭潛卻說，趕快去還有可能，他與方方關系好，有了方方還可以破獲設在另一處的秘書處，有了這個秘書處還可以破獲設在閩粵邊的南委大電臺。5月30日，又由郭潛引領，將撤退到樂昌的廖承志逮捕。

6月初，中統(tǒng)特務在郭潛的引領下，直撲南委機關所在地粵東大埔，企圖破壞南委機關。由于南委已從謝育才的報告中知道江西省委被破壞的情況，并對粵北形勢有所警惕。方方先后召開幾次會議，作出應變計劃。除電示郭潛立即撤退外，主要是：通知大埔角的南委機關干部立即轉移到百候隱蔽待命；徹底清理文件；加強電臺保衛(wèi)，準備疏散轉移；確定主要干部撤退路線和地點。當時安排張文彬經(jīng)興梅到東江曾生部，涂振農(nóng)經(jīng)饒平去潮汕，方方則先轉移百候，指揮整個機關轉移撤退，情況如有變化即向福建轉移。南委雖然采取了上述應變措施，制定了疏散轉移方案，規(guī)定了主要干部撤退路線，但顯得倉促緊迫，而且在轉移過程中又沒有嚴格按照撤退路線走，最終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6月6日，莊祖芳等一幫武裝特務在郭潛引領下，到達大埔縣高坡鎮(zhèn)。此前一天，原定經(jīng)饒平走山路轉移潮汕的涂振農(nóng)，卻臨時改道擬經(jīng)高坡鎮(zhèn)乘船順韓江而下去潮汕，也到了高坡鎮(zhèn)。6月6日中午，涂振農(nóng)在高坡鎮(zhèn)輪船碼頭等候南下的輪船時，恰巧與乘船去高坡的郭潛等相遇，因而被逮捕，后也叛變了。郭潛等叛徒、特務又立即從碼頭奔向高坡鎮(zhèn)，包圍了真真照相館，而真真照相館的樓上就是南委高坡交通站，交通站負責人杜國宗被捕。當天中午，高坡鎮(zhèn)一批學生因到真真照相館取照片也被扣留，該校校長黃道生前去交涉，被郭潛認出是區(qū)委書記，因此也被捕。同日下午，張文彬亦到達高坡，并派人到交通站取款。郭潛認識張文彬的筆跡，遂派特務到旅店逮捕了張文彬和護送張文彬的百候小學教員、中共黨員邱鴻耀。當晚，武裝特務在郭潛引領下，逼迫涂振農(nóng)的交通員王亞華帶路，又撲向距離高坡鎮(zhèn)50里的南委機關主要據(jù)點大埔角。7日凌晨，便分頭包圍了南委機關聯(lián)絡點天成商號和方方在新村的駐地。新村的群眾因受過黨的教育，警惕性高，發(fā)現(xiàn)情況立即鳴鑼吹號，點起火把，大呼“土匪來了！”特務不明虛實，倉皇退去。對南委機關另一駐地墩背，郭潛害怕有武裝保衛(wèi)，沒敢再去，只在天成商號抓了店員曾友深便急忙退回高坡鎮(zhèn)。當晚，武裝特務便押著張文彬、涂振農(nóng)、杜國宗和邱鴻耀乘船離開了高坡鎮(zhèn)。至此，因郭潛叛變對南委機關造成的破壞暫時停止?？墒牵茐氖录⑽吹酱藶橹?。

中統(tǒng)特務襲擊南委機關后一個月，郭潛又帶領特務到桂林，破壞中共廣西省工委機關。1942年7月9日，廣西省工委副書記蘇蔓，桂林市委書記兼省工委婦女部部長羅文坤、市委委員張麗貞，南委交通員張海萍以及梁耀寶、黎赫等6人被捕。梁耀寶被捕后叛變，供出其所掌握的組織和黨員。張麗貞被捕后從獄中寫信給表姐，將梁耀寶叛變的事通知省工委書記錢興，讓他迅速離開桂林。錢興得知后，轉移到桂西南特委書記彭維之寓所，研究組織撤退轉移工作。11日下午，彭維之在家中被捕，錢興得房東掩護脫險撤到靈川，這就是廣西的“七九事件”。從7月9日到9月1日，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在桂林市內和郊區(qū)的臨桂、臨川縣逮捕了中共黨員34名、群眾多人，梁耀寶所知的中共地下組織全部被破壞。

彭維之在“七九事件”后表現(xiàn)得很堅定，被捕后在獄中堅持斗爭了半年，他領導和掌握的組織未被破壞。錢興認為他是1936年入黨的老黨員，有斗爭歷史和經(jīng)驗。因此，在玉林和南寧地區(qū)除撤退了一些比較暴露的干部外，其余黨員暫時未撤離。但在郭潛等人的威脅利誘下，彭維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變，供出其所掌握的300多名黨員名單。特務據(jù)此在玉林、南寧等地進行了大逮捕。自13日起在玉林地區(qū)共逮捕中共黨員30多人，群眾20多人；14日午夜至15日，在南寧地區(qū)共逮捕中共黨員70余人，群眾30多人（即一一·五事件）。以上三次事件，被捕的中共黨員130多人，群眾60多人，廣西省工委及桂林市委、南寧市委、武鳴縣委和北流、橫縣、玉林、龍州等特支等組織遭到嚴重破壞。

自1941年7月謝育才被捕，至1943年廣西南寧的“一一·五”事件，在一年半的時間里，由于叛徒出賣，江西省黨組織悉數(shù)被破壞，南委和粵北省委、廣西省工委領導機關及下屬組織受到嚴重損失，教訓極其慘痛。

（作者系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責任編輯：王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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