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萬榮稷王廟以金代建筑遺存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7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文物建筑專業(yè)在田野踏查教學實習中考察了萬榮稷王廟，認為此處古建筑具有明顯的早于金代建筑的形制特征。

其后，北京大學主持了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劃”中國古建筑精細測繪——萬榮稷王廟課題，對稷王廟開展了考古勘探、精細測繪、材料分析、碳十四測年、格局復原、尺度研究等系列研究，并在稷王廟大殿上發(fā)現(xiàn)了北宋天圣元年（1023）題記。以上各項研究成果均指向 稷王廟為北宋建筑， 使多角度的研究形成了互證關系，題記的發(fā)現(xiàn)最終為萬榮稷王廟大殿提供了準確年代。

由這一案例出發(fā)，我們進而對文物建筑碳十四測年與建筑形制類型學研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梳理，提出了碳十四技術用于文物建筑斷代的若干規(guī)律，本文則是這對一研究方向的繼續(xù)深入。

稷王廟大殿建筑形制現(xiàn)狀

稷王廟現(xiàn)存建筑中僅大殿為早期建筑，下文從大殿平面、鋪作、梁架三方面對大殿建筑形制作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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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及立面

圖一 稷王廟大殿平面圖（單位：厘米）

圖二 萬榮稷王廟大殿外觀——南部工程修繕后現(xiàn)狀

稷王廟大殿〔圖一〕面闊五間，進深六椽，單檐廡殿頂，建于低矮的臺基之上，臺基東南、西南兩角尚存角獸。大殿平面呈矩形，殿內四周作回廊以乳栿轉通，內殿殿身三間，進深兩椽。西側內墻經過后人補葺，較東側內墻厚。大殿通面闊20.15米，明間面闊5.07米，次間3.74米，盡間3.80米;通進深12.72米。殿內地平高出回廊地平28厘米，殿內佛臺高85厘米。前檐檐柱及后檐角柱露明，其余檐柱皆包于墻內，略有生起〔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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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作

圖三 大殿前檐西側盡間鋪作

大殿各間均施補間鋪作一朵，外檐各柱頭鋪作、補間鋪作、轉角鋪作均為五鋪作雙下昂〔圖三〕，偷心造[1]，兩山、后檐部分棋眼壁內尚存填泥。扶壁為足材泥道單棋上施兩層柱頭枋，第一層柱頭枋上隱刻慢栱，第二層柱頭枋為素枋，其上承令栱，令栱之上施承椽枋。

圖四 大殿前檐明間柱頭鋪作

圖五 大殿前檐明間補間鋪作

柱頭鋪作外檐兩跳均作足材假昂，隱刻昂身、單瓣華頭子，第二跳昂身上置交互斗，斗上施令栱支單替木承撩檐榑，替木作卷殺。耍頭自交互斗內平出，爵頭式。里轉作雙杪并偷心，上承乳栿〔圖四〕。

圖六 大殿前檐西側次間鋪作里轉

補間鋪作第一跳亦作假昂，隱刻昂身、單瓣華頭子;第二跳為真昂，昂下施足材單瓣華頭子，昂尾作挑斡，挑一斗支替承下平榑，里轉作雙杪并偷心，第二跳華栱、耍頭層后尾皆作?頭，?頭置斗施靴楔(兩木塊拼接而成)，靴楔之上再施斗承托第二跳昂之后尾(即置一材兩栔)〔圖五、圖六〕。

圖七 大殿前檐東側轉角鋪作外轉

圖八 大殿前檐東側轉角鋪作里轉

轉角鋪作外檐之正身方向做法與柱頭鋪作相同，令栱作鴛鴦交手，與瓜子栱出跳相列。其45度方向第二跳昂頭置平盤斗，上承由昂，里轉四杪并偷心，第二跳以上華栱皆作?頭狀，由昂后尾與前檐、山面次間補間鋪作昂尾相交，上置斗支替共同挑于下平榑下，老角梁后尾斜置，與下平榑相交〔圖七、圖八〕。

大殿斗栱用材以前檐柱頭鋪作計，單材高21厘米，寬13厘米，足材高29厘米，份值約0.43，接近宋式五等材。稷王廟大殿斗栱細部做法特殊之處較多，各鋪作的櫨斗及散斗斗欹曲線內?較大，令栱明顯短于泥道栱。泥道栱做法特殊，兩端呈直角，未將其分瓣部分完全砍斫，此種做法未見于宋《營造法式》中所載“造栱之制”。鋪作第一跳、第二跳之昂頭不同于常見的下垂之昂，昂身琴面不起棱，昂底上卷，昂頭上翹，昂下施足材單瓣華頭子，是該地區(qū)早期木構建筑中的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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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架

圖九 稷王廟大殿明間橫剖面圖

圖十 殿內平梁以上梁架

大殿柱間施闌額，上置普拍枋，“T”形斷面，至角部普拍枋出頭，闌額不出頭。內部梁架較為規(guī)整，廳堂造，六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乳栿與柱頭鋪作絞接于耍頭層，乳栿之上置高大的卷瓣駝峰承交互斗，交互斗承襻間枋、箚牽，其上施斗支替木，以承下平榑，駝峰間縱向施串相連，通長三間。乳栿與箚牽均插入內柱，內柱高出檐柱，柱間施闌額，闌額之下施兩層由額。內柱之上置大斗承平梁、襻間，平梁出頭作把頭絞項造，襻間上施斗支替承上平榑。平梁之下再另施一道梁栿，其上皮與內柱柱頂齊平，兩道梁栿之間施平綦枋，現(xiàn)部分平綦枋仍保存完好，梁架露明。平梁之上承丁栿，蜀柱立于丁栿之上，上置斗，斗上施捧節(jié)令栱承托脊榑，不施丁華抹頦栱。蜀柱兩側施雙叉手，內側叉手用材規(guī)整、碩大，叉手頂部承托于捧節(jié)令栱栱身，與蜀柱上的斗相切;外側叉手用材彎曲、細小，其頂部承托于脊榑下〔圖九、圖十〕。

圖十一 丁栿與平梁相交

圖十二 稷王廟大殿縱剖面圖

從大殿外立面看，其廡殿頂山面兩坡收山非常大，多于一間半而接近兩間，使得正脊很短，整個屋頂猶如傘蓋一般，這與大殿縱架結構丁栿位置有關。兩山鋪作里轉結構與前檐鋪作相同，柱頭鋪作耍頭層后尾作乳栿插入內柱。兩內柱之補間置丁栿搭于平梁之上，丁栿出頭作“爵頭”。丁栿中部置高大的卷瓣駝峰，駝峰中立蜀柱，上置斗，斗上施捧節(jié)令栱承托脊榑，此即為山面兩坡的起點。大殿角鋪作角梁后尾搭于下平榑，再續(xù)施角梁起自下平榑，承于上平榑，交于脊榑。稷王廟大殿縱架結構的收山做法，丁栿自內柱間出搭于平梁，以及角部角梁的做法，在廡殿頂建筑中實屬罕見〔圖十一、圖十二〕。

稷王廟大殿建造年代研究

從稷王廟大殿斗栱及梁架的特點來看，其與臨汾、運城地區(qū)多數(shù)的元代建筑存在很大差別，其原構年代當在元代之前。后代改修之處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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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山及后檐鋪作

大殿的兩山及后檐鋪作后代改修較多，前檐鋪作及后檐轉角鋪作基本保持原構。

圖十三 大殿前后檐明間鋪作外檐對比

圖十四 大殿前后檐次間鋪作里轉對比

兩山明間補間鋪作及后檐明間、稍間補間鋪作的外檐被改修較大，表現(xiàn)在:耍頭非“爵頭”而為云頭或方木;第二跳昂被改為插昂，且昂頭較短，無上卷之勢;令栱栱身較長或較高，其上散斗斗欹曲線為直線且用材很小;替木用材較高，且端頭截直;扶壁棋兩層柱頭枋之上令栱及承椽枋缺失，立細柱支替承撩檐榑。里轉僅東側山面明間鋪作里轉仍為原構，采用真昂作挑斡，余皆仿照柱頭鋪作被改修，施托腳，但用材彎曲且細小，并于耍頭層之上施乳栿插入內墻，乳栿之上立柱而非駝峰，乳栿及立柱皆用材細小〔圖十三、圖十四〕。

圖十五 大殿兩山明間鋪作外檐對比

圖十六 大殿兩山明間鋪作里轉對比

兩山及后檐的柱頭鋪作也存在局部改修的情況，如山面明間柱頭鋪作令棋上加木塊，其上散斗較小;后檐次間柱頭鋪作耍頭之上出梯形木塊，替木為較短方木。里轉在柱頭加施短梁，插入內柱，其用材較乳栿小。托角之上置梯形木塊，與承椽枋相交〔圖十五、圖十六〕。

綜上所述，大殿兩山、后檐明間補間鋪作和后檐稍間補間鋪作經后代較大改修，柱頭鋪作也有一定程度的改修。大殿前檐鋪作及后檐角鋪作基本保持原構，僅斗栱彩繪為后代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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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梁部分

圖十七 殿內角部平棊枋

圖十八 殿內明間平梁上所施斜撐

殿內梁架基本保持原構，平梁下部的梁栿及平綦枋、上部的外側叉手為后代改修。從大殿內部梁架來看，平梁下的梁栿用材偏小，底部尚存部分清代彩畫，平梁與內柱上之襻間施斜向構件以拉接，丁栿端頭施斜撐托于脊榑底部〔圖十七、圖十八〕。

綜合觀之，推測其即為清同治四年重修碑所載之“正殿內加暖閣而觀瞻肅”，做法可能為殿內明間做藻井，兩次間施平綦。平梁上部的外側叉手因用細小彎材，承于脊榑，顯然是后代為加固脊部梁架所加。

圖十九 臨猗妙道寺西塔地宮斗栱

（圖片采自：橋正安《山西臨猗雙塔寺北宋塔基地宮清理簡報》，《文物》1997年3期）

圖二十 夏縣嘉佑元年宋墓西壁斗栱側視圖

（該墓圖片由：夏縣黃永久館長提供）

圖二十一 萬榮八龍寺塔三至五層仿木構斗栱

綜上可知，稷王廟大殿雖經歷代重修，但仍然保留了較多元以前木構建筑形制，是該地區(qū)不可多得的早期建筑實例。再結合晉南萬榮縣、夏縣、臨猗縣等臨近地域及一河之隔的陜西韓城等周邊地區(qū)木構建筑及仿木構材料來看，稷王廟大殿鋪作形制所反映的扶壁單栱、爵頭耍頭、昂底上卷、令栱短于泥道栱、斗欹曲線內?較大、闌普組合等做法，可見于北宋后期至金代前期的陜西韓城慶善寺大佛殿前檐鋪作，部分形制或形制組合可見于臨近周邊地區(qū)的夏縣上牛村北宋磚雕墓(北宋嘉佑元年，1056)臨猗妙道寺雙塔之西塔及地宮(北宋熙寧二年1069)、萬榮八龍寺塔(不晚于北宋熙寧七年，1074)等仿木構材料〔圖十九、圖二十、圖二十一〕。由此觀之，遲至宋神宗熙寧年間，昂底上卷的昂形已在該地區(qū)木構建筑中得到較為成熟而廣泛的應用，而在該地區(qū)的大量金元建筑或仿木構磚石塔、墓葬中并未得見[3]。特別是萬榮八龍寺塔及臨猗妙道寺雙塔地宮，其仿木構昂形與稷王廟大殿原構的昂形如出一轍，且兩者與稷王廟地理位置接近，結合稷王廟大殿斗栱尚保留偷心造古制，以及扶壁單栱、令栱短于泥道栱、斗欹曲線內?較大等形制來看， 稷王廟大殿原構的年代當不晚于上述仿木構建筑的紀年北宋熙寧年間(1068一1077)，為北宋中期建筑。

另從后稷的民間信仰來看，山西自古就有稷王誕生于晉南稷山之說，現(xiàn)稷山縣之南山脈因之名稷神山，縣也因此而得名。后稷之信仰在稷山一帶大為盛行，按照祀典，后稷之祭當在社稷壇上進行，不必立廟，但稷山一帶不僅立廟，還有熱鬧的社火、演劇活動等。稷神山麓跨萬泉、安邑、聞喜、夏縣界，諸縣皆建有后稷廟，以稷神山之后稷廟為本廟，各縣村中之后稷廟皆為其行宮，如聞喜稷王廟(宋太平興國三年)萬榮西薛里稷王廟(宋崇寧以前)、稷山稷王廟(宋代已有)。由此觀之，以晉南后稷信仰之盛行，在北宋之時建造五開間、廡殿頂?shù)酿⑼鯊R大殿是完全可能的。

綜上所述，本文將北宋中期，不晚于北宋神宗朝熙寧年間(1068-1077)作為稷王廟大殿的建筑年代。

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的探討

在上述建筑形制研究結論的基礎上，為進一步確證稷王廟大殿的建筑年代，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劃:中國古建筑精細測繪—萬榮稷王廟大殿”課題組又對稷王廟大殿進行碳十四采樣及測年分析。測年結果顯示:21個樣本可分成四組，其中三組早于天圣元年，一組晚于天圣元年。對于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所代表的建筑年代，一種觀點認為:“必須將同座建筑上更多構件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綜合起來分析，才能找到更合理的營造年代區(qū)間，建筑建造年代區(qū)間的下限應適當晚于碳十四測年報告中最晚原構構件的年代下限。萬榮稷王廟大殿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區(qū)間涵蓋了天圣紀年所代表的實際建造年代下限?！倍硪环N觀點則認為:利用碳十四測年可構建古代建筑的修建史，具體方法為，以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等同于測樣構件的營造年代，將測樣構件間的碳十四測年差異，解讀為古建筑的建修沿革，由此推測，萬榮稷王廟大殿為唐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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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十四測年技術與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

方法的比較

圖二十二 不同方法研究年代關系示意圖

如何看待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與建筑形制研究的年代差異，筆者認為首先應該分析兩種研究方法所確定年代的真實含義。從一座木構建筑的建修過程來看，如果只考慮木構主體部分的建造，基本可分為備料運輸、加工建造兩個主要環(huán)節(jié)。從伐木取材到木材加工成建筑構件，要大體經過運輸、干燥、去荒、鋸解、加工等步驟，才能成為建筑上使用的構件。除砍伐的新木材外，建筑材料還可以通過回收舊建筑構件而獲得。從〔圖二十二〕中可見，碳十四測年反映的是木料的死亡年代，但研究對象實際為備料運輸前被砍伐的原木，且原木成為建筑材料的一系列加工過程，大多會造成測試數(shù)據顯示的年代早于樹木死亡年代，如經過去荒料的木材，其外皮已非原木外皮，必然早于樹木死亡年代;建筑形制研究確定的年代是各類建筑構件經過工匠加工所攜帶的時代信息，其研究對象為施工建造過程中的建筑構件。而我們一般所討論的建筑年代應是指建筑建造完成的年代，比較兩種方法的研究對象，顯然建筑構件的加工年代更為接近建筑建造完成的年代，而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所測的原木死亡年代必然會早于建筑建造年代。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筑構件拼裝建造過程的上梁、落成等重要環(huán)節(jié)，一般會留下重要的紀年題記或碑刻，基本被認為接近或代表建筑建造年代，因此這些題證或碑刻可作為建筑建造或修繕歷史的最為直接的證據。

使用舊料這一中國古建筑中常見的現(xiàn)象在碳十四數(shù)據解讀中更不容忽視。早有學者研究指出，退材已成為北宋建筑木料的來源之一，《宋史》卷一六五中更明確記載了宋代將作監(jiān)下設有“退材場”，是專門從事建筑舊料的回收和再次利用的政府機構:“退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掄其長短有差，其曲直中度者以給營造，余備薪爨”，從這段文獻中可知，退材場對退材的再利用具有明確的評判制度，退材首要的用途是營造。退材再利用涉及經濟，財力雄厚的北宋官方對退材的重視，反襯出退材在民間的使用應絲毫不比官方遜色。民間廟宇建造過程中常見民眾捐獻木料的記載，這種捐獻的木料即不能排除長期儲備的木料或拆解而得的舊料的可能。

對建筑中再利用的舊料進行碳十四測年，其年代數(shù)據必然大大偏離建筑的真實年代，甚至出現(xiàn)跨朝代的偏離。尤其是在退材使用中，完全可能存在從糟朽大料中取堪用的局部再加以利用的現(xiàn)象，這種舊料的“大材小用”如果以碳十四檢測，更會得出遠遠早于新建建筑建造年代，甚至亦遠早于舊料所屬舊建筑建造年代的數(shù)據，試問，這樣的數(shù)據能說明誰的營造歷史呢?與碳十四數(shù)據相比，建筑形制研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舊料帶來的年代問題，因為，舊料如用在草架等不露明處，則不需經過再加工，那么其所帶舊形制、尺度、構造痕跡等，與其在新建筑中的位置不符，通過形制研究可以輕易地判別，實例如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暗層中使用的唐代舊料問題，即早被研究者所掌握。如舊料被直接使用于其相應位置，例如在古建筑實例中，櫨斗即有被隔代重復使用的現(xiàn)象，但這種現(xiàn)象不具備全局性，即被重復利用的構件在分布上呈現(xiàn)出零散、局部的特點，只要全面詳細地分析構件形制分布規(guī)律，這類現(xiàn)象可判別。如舊料的原有形制在重新利用時被抹除，改以新形制，則以形制斷代即可得到新形制所對應的年代區(qū)間，而非材料年代。

綜上，從古代建筑常使用“退材”這一問題即可說明，在沒有正確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無視古代建筑經常使用舊料的史實，完全不考慮碳十四樣本中是否存在舊料，僅以碳十四數(shù)據證明古建筑修建史，將碳十四數(shù)據等同紀年的做法，必然會產生錯誤的結論。近年來，有研究者熱衷以此類方法發(fā)現(xiàn)唐代建筑，筆者相信，如推廣此類方法，中國至少還可以繼續(xù)“發(fā)現(xiàn)”數(shù)以百計的“唐代建筑”，如果我們不及時在學術上指出其問題，屆時，建筑史學界將如何面對“中國唐代木構建筑大爆發(fā)”的尷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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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方法在建筑修建史

方面的應用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的對比分析，厘清古代建筑修建史，結合文獻史料的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體系，即“記錄待鑒定建筑的各類遺存現(xiàn)狀、解析出建筑上現(xiàn)存的原構構件、明確各原構構件形制的存在區(qū)間、以原構共時性原理確定建筑的始建年代區(qū)間、參證文字史料獲得建筑的始建年代、梳理所有遺存得到從始建到現(xiàn)代的修建年表”。這一過程中，建筑考古研究所達成的建筑形制的時空演變規(guī)律、建筑構造的邏輯和修繕痕跡，皆可作為重要的研究參證。前文中對稷王廟建筑形制后代改修的分析可視為這一研究過程的基本應用，以下再試舉數(shù)例說明。

圖二十三 陜西韓城慶善寺大殿轉角鋪作前檐與山面對比

圖二十四 八龍寺塔四、五、六層仿木構建筑形制比較

圖二十五 山西定襄關王廟大殿大殿前檐普拍枋的拼縫與前檐柱頭錯位示意圖

對陜西韓城慶善寺大殿建筑形制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fā)現(xiàn)其前檐鋪作與山面和后檐的鋪作形制相差較大，同時在前檐東側轉角鋪作扶壁的第一層綦枋在山面有被人為截斷的痕跡〔圖二十三〕，由此打破關系可知山面和后檐的鋪作年代晚于前檐。同時山面和后檐的鋪作形制可見于韓城大部分元代建筑中，因此山面和后檐的鋪作形制可能與縣志記載的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的興修有關。 在對山西萬榮八龍寺塔的建筑年代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通過對該塔不同層仿木構建筑形制的分析發(fā)現(xiàn)，該塔一至五層仿木構斗栱形制、大小以及塔身磚的大小等較為統(tǒng)一，可判斷為同時期的遺存。同時第四層斗栱為五鋪作雙下昂，角部第二跳為唐宋建筑斗棋中常見的批竹昂，可與該塔宋熙寧七年(1074)碑刻題記年代相印證，也間接證明了第一跳昂底部上卷的形制年代。另外該塔第六層的斗栱較小，其形制與下層斗栱存在很大差異，第七層未使用仿木構斗栱，這兩層塔身所用磚明顯小于下層塔身的磚〔圖二十四〕，可初步判斷為文獻中所載的元至元二年(1265)重修的結果。在山西定襄關王廟大殿建筑形制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通過對梁架和斗栱形制的地域特征的比較分析，關王廟大殿的批竹式中央起棱的下昂和耍頭、橫棋抹斜、泥道單棋疊素仿的扶壁棋、轉角鋪作斜棋后尾與抹角梁結合形成三角形構架等建筑形制具有鮮明的北宋中晚期至金中前期的風格，以此結論與相關碑刻內容相映證可判斷關王廟大殿的始建年代為北宋宣和五年(1123)。又通過對大殿前檐撩檐榑、普拍枋的拼縫與前檐柱頭鋪作錯位的歷史痕跡觀察〔圖二十五〕，推斷出前檐明間原有的闌普組合被后代改動為檐額，可與文獻記載的元至正五年至六年(1345 -1346)的整修活動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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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王廟建筑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規(guī)律性分析

具體到稷王廟建筑的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分析，在建筑形制研究已經同構件上“天圣元年”紀年題記相印證確認建筑年代的條件下，可以給我們以下提示:

1、稷王廟碳十四樣本測年數(shù)據與天圣紀年之間的時差與碳十四測年樣本所在建筑構件的尺度大小存在正比例函數(shù)關系，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梁、柱、榑等大料與昂、斗、拱枋等小料的取樣處于原木不同的年輪部位，導致小料的碳十四測年出現(xiàn)更大偏差;另一方面也必須考慮到昂、斗、拱枋等小料更容易得自經過鋸解使用的建筑舊料，而梁、柱、榑等大料則會因為尺寸、結構等原因而不易獲得。

2、為排除取樣和舊料所帶來的不利影響，碳十四測樣必須取自經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斷代確認的構件。在確認的原構構件和擾動構件中，分別選取不同尺度的構件進行測年，以稍晚于原構構件碳十四測年的下限確定建造年代，較為適宜。

3、當經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所判定的同期且同類構件，其碳十四測年結果出現(xiàn)巨大年代差異時，其偏早者應為舊料。由此，以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和碳十四測年技術相結合，即可深入判斷營造活動的詳細歷史信息，開啟細致分析建筑活動的可能。

綜上，北京大學文物建筑專業(yè)所使用的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方法，在萬榮稷王廟大殿的建筑年代研究和形制斷代與碳十四測年技術相結合的研究過程中得到了示范性的成果，明確了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方法在文物建筑修建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支撐作用;明確了碳十四測年技術在歷史時期文物建筑研究中的應用價值;明確了必須在建筑考古學術體系之下，研究者才能科學地解析碳十四數(shù)據所代表的歷史信息。而對碳十四數(shù)據獲取和解讀方法的研究，亦應特別加以重視。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稷王廟大殿建筑年代研究得以獲得成功的關鍵是多角度的驗證，而多角度驗證源于國家文物局開展的精細測繪項目，此類基礎記錄和研究項目，如能成為古建筑修繕的前置要求，必將極大地提高我國文物建筑歷史信息發(fā)掘、記錄和認識的水平，進而提升我國歷史文化資源的整體價值和保護利用水平。

最后，筆者在此強調，墓葬中所見仿木構建筑史料和地面現(xiàn)存木構建筑之間的關聯(lián)不容忽視，其研究價值在本文案例中得到了展現(xiàn)。未來，文物建筑和田野考古研究者應進行更多的方法交融和成果交流，以求在研究實踐中，共同完善建筑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

本文摘自：徐新云、徐怡濤《試論建筑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成果對碳十四測年數(shù)據分析的關鍵性作用——以山西萬榮稷王廟大殿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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