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儒家書院申遺,你想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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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聯(lián)社24日稱,韓國文化遺產廳官員當天透露,9座分布在韓國各地的朝鮮王朝時期(1392年-1910年)的儒家書院遺跡將代表韓國競爭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韓方計劃明年1月提交申請,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于2019年作出決定。
韓國著名的儒家古跡陶山書院
據悉,在2015年韓國就申請過讓儒家書院成為世界遺產,而后主動放棄。后來有中國媒體和學者感嘆,書院文化起源于中國,韓國書院的出現比中國晚幾百年,卻搶先想得到世界的認可。
身著傳統(tǒng)服飾的韓國大學生在首爾以南300多公里的一處傳統(tǒng)書院內學習儒家文化
中國,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度,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她,其文化底蘊之深厚自是不用多說。歷時千年,各種文化習俗一直是沿襲至今,只不過,這種傳承隨著歲月的洗禮卻是開始慢慢淡化開來。中國書院源遠流長,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但是人們對中國書院的關注度還是遠遠不夠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tǒng)文化漸漸地被淡忘,而韓國屢次為儒家書院的申遺也給國人敲響了警鐘。
那么你知道中國的十大著名書院嗎?
位于山東曲阜城東北四公里處。漢代至宋金均名講堂,元代改稱洙泗書院。現建筑多為明清所建。
洙泗書院因南臨洙水,北臨泗河,故名洙泗書院。傳為孔子修書講學的地方。后成為紀念和祭祀孔子的場所。孔子周游列國返魯后,在此刪詩書、定禮樂、系周易,并聚徒講學。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區(qū)北2.5公里嵩山南麓。創(chuàng)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時,時稱嵩陽寺,至唐代改為嵩陽觀,到五代時周代改建為太室書院。
現書院為明、清各代重修增建,被稱為研究中國古代書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標本。是宋代理學的發(fā)源地之一,程頤、程顥在嵩陽書院講學10余年。
位于湖南長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腳,是我國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書院。始建于北宋初期開寶六年(973),現在的書院為康熙年間重建。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至今,歷經千年,弦歌不絕,故世稱“千年學府”。
位于江西省廬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唐代很多高雅之士來此讀書。宋初擴建書院,現在書院建筑主要為明清修建。
書院里珍藏有明清著名書畫家唐寅、鄭板橋、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畫卷軸,最珍貴的則是《五百羅漢羅圖》,血書《華嚴經》和水晶佛珠,皆屬國家一級文物珍品。
應天書院
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qū)古城南湖畔,始建于五代后晉時期?,F在書院主體建筑已被毀,僅存有大成殿、明倫堂、月芽池等建筑,目前正在重建中。
應天書院起源之早,規(guī)模之大,持續(xù)之久,人才之多,居四大書院之首。所以,《宋史》記載:“宋朝興學,始于商丘”。
范仲淹在此求學時就屬于有遠大抱負的人,雖然貧窮得只能長期就咸菜喝粥,但連歲苦讀,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聞雞起舞,然后苦讀詩書,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
由于應天府書院是免費的,這也是范仲淹選擇這個書院的最大原因,所以書院里應該有許多如范仲淹一樣的苦學之士。從這樣一個側面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應天府書院的學風是非??炭嗪蛧乐數?。
位于湖南省衡陽市石鼓區(qū),始建于宋至道3年(997),現建筑為2008年重建。
憲宗元和年間(806-820),衡陽秀才李寬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為“尋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在此悉心讀書,為石鼓書院之雛型。
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書院內開堂講學、廣招弟子,使石鼓書院成為正式的書院。
位于江蘇省無錫市,創(chuàng)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現書院為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重修。
東林書院,亦名龜山書院,南宋時,邑人建楊時祠堂于此。明朝萬歷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東林學者顧憲成等人重興修復并在此聚眾講學,他們倡導“讀書、講學、愛國”的精神,引起全國學者普遍響應,一時聲名大著。
顧憲成撰寫的名聯(lián)“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更是家喻戶曉。
武夷書院
即武夷精舍,初建于宋淳熙十年(1183)。
武夷精舍的緣起應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這一年初秋,朱熹與妹夫劉彥集、隱士劉甫共游武夷時,只見九曲溪旋繞曲折,隱屏峰下云氣流動,頓覺耳目一新,因而萌發(fā)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雙瓊瑤,茅茨幾時建,自此遣紛囂”的建屋初念。
武夷精舍是朱熹完成《四書集注》和以它為教材實行完好的教育實踐的一所成功的私立大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創(chuàng)立學院,授徒講學,著書立說,培養(yǎng)人才,重新樹立起中華民族傳統(tǒng)的主體意識--儒家思想的正統(tǒng)地位。
位于江西省鉛山縣鵝湖山北麓,始建于南宋,現建筑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修建,多為明清建筑。
南宋(1127—1279年)時期,儒家學者風行講學,書院發(fā)達。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呂祖謙、陸九齡、陸九淵等會講鵝湖寺,各持己見,“相與講其所聞之學”,這就是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后人在他們聚會的地方建祠紀念,因名“四賢祠”。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為“文宗書院。
萬松書院
始建于唐貞元年間(785-804),名報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浙江右參政周木改辟為萬松書院。
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清代齊召南等大學者曾在此學,“隨園詩人”袁枚也曾在此就讀。清康熙帝為書院題寫“浙水敷文”匾額,遂改稱為敷文書院?,F遺址尚存有“萬世師表”四字的牌坊一座和依稀可見“至圣先師孔子像”的石碑等物。據說,四大民間傳說故事中的梁山伯和祝英臺就在此讀書相逢,萬松書院也因此家喻戶曉。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私學的一種主要的教育形式,曾經在弘道、治學、育人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現代人對不斷爆炸的科學文化信息體系的迫切需要,書院逐漸被現代教育體制所拋棄,中國的書院失去了昔日的輝煌,完整的書院遺址也為數不多了。
書院的沉睡和蘇醒關乎國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問題。現在,泱泱五千年文化的中華大國的國學即將無人繼承,一國之文化有斷代之可能,而書院恰恰是國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道場。
如今,各地也涌現出很多新辦書院,大家都在努力復興書院的文化傳承、教育功能,振興儒家道德教育。在這種大背景下,古代書院,更有必要恢復和復興起來,而不是眼睜睜地看著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被其他國家“據為己有”。
總之,我們應該深深反思,我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還在嗎?自己真的是一名合格的中華兒女嗎?中國的書院何時才能真的重鑄輝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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