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湟中縣李家山，就不得不提及卡約村。數次與友人走近卡約村，感受這個普普通通的小村莊原生態(tài)的文化。每當走進村莊，聆聽著濃郁鄉(xiāng)音講述古村落及古羌人的故事，我的心常常怦然而動，有一種想順著這條原生態(tài)文化走下去的沖動，去觸摸卡約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含蘊雋永。

01

卡約文化是青海境內的一支土著青銅文化，因1923年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G.Andersson）于湟中縣云谷川卡約村考察時發(fā)現而得名。這個不起眼的小村子正因“卡約文化的首發(fā)地”而聲名鵲起。

“卡約”為藏語地名，意為山口前的平地。過去它被列入“寺洼文化”系統(tǒng)，1949年后，考古工作者把它與寺洼文化分開，命名為“卡約文化”（原稱卡窯文化），理由是寺洼文化與卡約文化在地理分布與文化內涵等方面都有著各自的分布區(qū)域和文化特點。

卡約村遺址面積較大，除包括整個村莊外，還延伸到村北耕地，1958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卡約村遺址不但是卡約文化的命名地，也是云谷川卡約文化遺存密集地，是卡約人聚集地之一。

卡約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種文化遺址中數量最多、分布范圍最廣的一種土著文化。而東起甘青交界處的黃河、湟水兩岸，西至青海湖周圍，北達祁連山麓，南至阿尼瑪卿山以北的廣大地區(qū)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寧盆地，遺址最為密集，顯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帶。

自安特生博士發(fā)現卡約村遺址以來，卡約文化各個類型的遺址在安特生的發(fā)現中，從隱匿的地下狀態(tài)逐漸揭開,也一次又一次地震驚了世人。

近百年來，卡約村一直成為云谷川的驕傲。每次去卡約村，我與友人常常登上村莊西面的山脊眺望，只見潔白的秋云在潘家梁繚繞，一只山鷹穿過云層，向著綠肥紅瘦的村野盤旋而下；云谷川，那片肥沃開闊的大川，一片片不規(guī)則的田地分布在山坡、平川之間，在樹木掩映的村舍間，顯得那么耀眼。

“何處寄鄉(xiāng)愁，天涯聚亂流”。每次與卡約村有著淵源的林兆壽先生談及卡約文化，自豪、無奈諸多感情書寫在林先生的臉上?！拔倚闹惺冀K有一夙愿，沿著安特生博士走過的路走下去，成立卡約文化研究會和卡約文化投資有限公司，進而助推有關部門挖掘卡約文化，讓我們的卡約文化走進世人心中。”在林先生的內心深處，卡約情，似大海波濤，似萬千落葉，正恣凝愁，這一抹最純粹最濃郁的閑愁嵌入他的心坎。

或許，對于林先生，對于情系卡約村卡約文化的謝佐、趙宗福、沈桐清（已故）等專家學者，沿著云谷川河、湟水河，成為一個歷史追蹤者，這一切或許是前定的安排。對于安特生，一個人類歷史的偉大的發(fā)現者，那時一切還處于混沌未知的狀態(tài)，而河流就是他唯一的方向。

倘若沒有黃河、湟水河、沒有云谷川河的指引，要在大西北的溝壑坡坎間找到一塊距今3000年左右，甚至更久遠的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將是一件極為渺茫的事?？s村便是這渺茫中的一個渺小存在，在中國政區(qū)地圖上，哪怕你用高倍望遠鏡也難以找到這個比針鼻子還小的地方，但在中國文化版圖上，它卻是黃河上游流域最顯赫的標志之一，而第一個發(fā)現此標志者就是瑞典學者安特生。

歲月流逝，但人類生存之象——勤勞、豐盈、寧靜，始終存留在卡約村人的生活中。

看今日的卡約文化、卡約村，不是看一個消失了幾千年的標本，而是看一個活了幾千年的文化生命。

在緊靠柏油馬路邊的“卡約文化展示廳”中，陳列著一件件出土文物，四面墻壁上呈現著一幅幅畫面，全面有序地反映了遠古卡約人的生活、祭祀、習俗、房舍等情景，目睹此景，使我不由想起“湟中昔趙侯，遺澤遍行潦”“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羌之興盛，從此起矣”的句章來。

在展廳前的廣場邊，一把陶制酒壺正往一只倒嗩吶狀的陶杯斟酒的造型最為顯眼，寓意著卡約人的熱情與好客。在一側，一個三角的陶鬲昂然挺立，似乎講述著3000多年前的故事。

這個陶鬲是仿照1984年湟中縣發(fā)現的那件素面陶鬲而制成。它侈口、高檔、單耳、柱狀足。據記載，陶鬲始見于我國新石器時代，是陜西客省莊文化數量最多的一種炊器，到商周時成為最典型的器物，青銅出現后，還出現了銅鬲，至春秋戰(zhàn)國時基本退出歷史舞臺。鬲作為盛食器中最具特點的器物，成為中原地區(qū)禮制系統(tǒng)的重要禮器，隨著商周文化向外輻射，其周邊地區(qū)也相繼出現。

據考古專家發(fā)現，卡約村因為有青銅器出土，說明這時期已進入青銅時代。據放射性碳14測定，卡約文化距今3000多年左右，相當于我國中原的西周時期。

通過卡約村古文化遺存的發(fā)掘看出，在青銅器時期，古代先民就已經在這里繁衍生息了。那時，農業(yè)和畜牧業(yè)并重，這成為卡約文化鮮明的經濟特點。

此特點還決定于其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在四五千年前，我國西部古老民族之一的羌人，是迄今為止最早活動在湟中地區(qū)的民族，他們的文化是古羌人文化。

據《通典·州郡·鄯州》條注記載：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所謂湟中地，整體上指的是黃河與湟水相交的廣大地區(qū)。這里土質肥沃，水源充沛，適于農耕；兼之森林繁茂，草木豐美，是理想的畜牧環(huán)境。

在河湟谷地的眾多文化中，考古專家發(fā)現了大豆、小麥等農作物的遺跡，而且在民和喇家遺址發(fā)現了“世界第一碗面條”。這就說明早期人類社會像柔弱的嬰孩，本能地尋找溫厚的臂彎和富有營養(yǎng)的乳汁。而河湟谷地這方五谷豐登的土地，的確是一片可繁衍生息的樂土。

自那時起，古西羌人自學習了爰劍從秦國學來的種田和養(yǎng)蓄的先進技術后，其生活方式從單一的畜牧業(yè)過渡為兼農、牧和漁獵并存的方式。

而《說文解字》講“羌”為“西戎牧羊人，從人從羊”。《檢論.序種姓》中也指出：羌者，姜也?！敖c羌，其字出于同源，蓋彼族以羊為圖騰……”我國最早創(chuàng)造的羊字系象形字，畫的是大頭、盤角、大眼、小尾巴的“羊”字，如殷墟甲骨文就有“羊”字，顯然是古羌人崇拜的“羱羝”（即盤羊），后引申為山神，作為圖騰崇拜，至今，羌藏語系中作為“年神”，諸如年保玉則、年欽唐拉等。

關于卡約人隨葬羊隨牛的習俗，在其墓葬及典籍中得以體現——“冉駹夷出旄牛，重千斤，毛可為旄……”（《后漢書》）。在湟源大華鄉(xiāng)出土的鳩首牛犬銅杖首；上孫家寨有墓葬在二層臺南部兩側置有牛頭、蹄、牛尾骨……有的墓中四牛蹄加以牛尾；李家山下西河潘家梁（卡約村北部）、大通黃家寨及循化阿哈特拉等墓地中都發(fā)現用羊來殉葬。尤其是阿哈特拉山普遍以羊作為陪葬品，有的多達2000只，而有的墓中隨葬羊角100多個，但多以某一段肢體，而很少用整只羊。只在李家山潘家梁墓地發(fā)現一例用整只羊來隨葬。循化阿哈特拉的墓葬流行隨葬羊角，并以此作為財富的象征。這些文化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還有大量的有關鹿、大角羊等動物題材的紋飾，這與羌族從古到對羊的圖騰是一脈相承的。這就說明羌人與羊的關系極為密切，也說明河湟古羌人逐漸走向較發(fā)達的畜牧業(yè)文明是物質生活條件為前提的，他們長時間馴化并圈養(yǎng)的綿羊，為他們解決的不僅僅是果腹的問題，還有防御寒冷的衣著問題……

站在卡約村對面的山梁上，感受著暖暖的陽光，思緒穿越時光隧道，不由想起《周易·豐卦》“日中見斗，日中見沫”的記載及“日中有烏”的神話意象?？s人和馬家窯人、辛店人等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太陽崇拜貫穿了其生活的各個角落。記得在大通和湟源兩縣出土了兩件卡約時期的鳥形銅鈴，其形象真，腹內有一丸，搖之有聲，富有陽剛之霸氣。上孫家寨出土一件卡約青銅器牌飾，其中一面構圖，布有五只一排的鳥紋。化隆上半主洼出土的飾鷹紋的彩陶罐上孫家寨出土的飛鷹骨管及蛇鷹結合骨管……經專家分析，太陽崇拜觀念在卡約先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已是不辯的事實。

徜徉在卡約村，我要仰天追問的話題有很多很多，但站在卡約村對面的山頂俯視云谷川河穿越而過的大川，所有的問題都好像落在了黃河、湟水河及云谷川河水的漩渦里了，又好像刻在層層盤升在山坡上的梯田及河谷星羅棋布的農田書頁之上了。

“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其實，久遠的天問，從戰(zhàn)國時屈原的《天問》就開始了。

于是，就在那時，黃河、湟水河與遠古文明、河流生態(tài)的命題，時時縈繞在一代又一代華夏先民的的腦海中。

在早期，對于黃河這樣一條大河的干流，由于經常性發(fā)洪水，所以，早期的人類文化是無法利用的。只有諸如湟水河、渭河流域、汾河流域等這些黃河的支流，成為黃河文化的密碼，中華文明也就從小何走向大河的，進而使黃河文明成為中華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主體文明。

湟水河，這條西寧的母親河，不僅是黃河的支流之一，而且在澆灌“河湟谷地”這片肥沃土地的同時，也孕育出的河湟文化，也為黃河文明和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營養(yǎng)品，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湟水河流經河湟谷地時，也就孕育出了這里獨居特色的遠古文明與生態(tài)文化——牛、羊、犬等動物，最終成為卡約人長期飼養(yǎng)的動物，滿足人類生存最基本的生活及精神需求，成就了卡約文化中的動物造型藝術——鹿紋、鷹紋彩陶罐、蛇鷹骨管、鳥形銅鈴、犬戲牛鳩首權杖……

每一種古老的文化或文明都會彰顯自己的特征。從出土文物及墓葬可看出，卡約文化分布之廣、陶器以夾砂粗紅陶和灰陶為主，且素面陶為大宗，彩陶比例較小，多黑彩，施彩較厚的特征較為明顯。透過這些出土的陶器，我們可以想象那些史前的工匠，他們不知熬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心機，他們，用自己的生命，成就了這樣一件件元氣貫注、血肉滾燙的陶器。時隔3000多年，他們的生命依然是活生生的，成為我們解讀遠古生活及文化的解碼器……

時光荏苒，光陰如梭。自安特生博士發(fā)現卡約文化以來，從民國時期到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經歷了太多的戰(zhàn)亂。地處青藏高原的河湟谷地，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浩劫與痛楚，卡約文化雖聲名遠播，但國內一直缺乏保護。

四十多年過去了，但在1978年前后的幾年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中，卡約村及與卡約村毗鄰的新添堡、王家堡、包家莊、下西河、下坪等村莊相繼挖出“壇壇罐罐、銹鐵爛銅”的事情還依然清晰地流在老人們的心中。歷時三個多月的挖掘，發(fā)現了古羌人居住的遺址和墓葬，運走了一箱箱文物后，就簡單地回填了坑道，致使遺址遭到破壞。為了保護卡約文化遺址，1981年前后，青海文物部門搶救性發(fā)掘過一次……

就這樣，這個古村落，一個讓世人驕傲的古文化遺址，在歷史的長河里，微笑著、快樂著，苦澀著，渴望著……

不論怎樣，它與中華五千年文明接通了血脈，成了一條青藏高原由堅石造就的文化命脈。

在走訪中，一位70多歲的林姓老人回憶，新中國成立后，這里前后經過了兩次發(fā)掘，出土文物除罐、鬲、甕等陶器外，還有大量石制的刀、斧、臼、錘等，骨制的針、鏟、錐，銅制的鐮、鏡、刀等，此外，還發(fā)現糧食（豆、麥）碳化物和較多的馬、牛、羊、狗等家畜骨骼。

面對洪荒，古羌人所表現出的智慧和對生態(tài)的認知，所產生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地理空間的局限，促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觀念的形成，為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站在21世紀的陽光下，我們守望卡約文化，仿佛自己的肩上，又多了一副沉重的擔子。因為，我們肩負的歷史使命仍然與傳承文明傳承文化有關，而且，所面臨的神圣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建設新青海，建設幸福家園。

“假如像海東市樂都的柳灣一樣，將遺址和文物保存下來，那一定是一處很吸引人的‘卡約文化’旅游招牌……”曾多次，林兆壽先生感慨萬千。也曾多次，我在晚風中，在清冷的月光下，感受著林先生的傷痛與渴望。

02

歷史，總是在民間的記憶中靜靜地流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在整個中華民族文明史上，社會的變遷就是一條“生態(tài)”的遷徙。

要了解河湟文化，不能不了解黃河與湟水河。為了探尋我憧憬已久的卡約文化遺址，今年8月中旬，我與友人再度踏進卡約村，一路追著安特生博士的蹤跡，走近了云谷川河。愈是深入，愈是明白，這條湟水河的支流——云谷川河，是一條絕對不可忽視的河流。

卡約村所屬地李家山鎮(zhèn)，地屬整個云谷川，著名的湟水河支流云谷川河穿越此地。當湟水河流經湟中境內時，湟水河六條大川相溝通，成為西三川（云谷川、西納川、甘河灘）、東三川（北川、東川、南川）。而云谷川河則發(fā)源于金娥山，上游分為東西兩河，兩河間是一座北高南低魚脊形的大緩坡川地，當地人俗稱云谷川為鰲跌溝或雙龍川。東西兩河由北向南流至卡約村南匯成一河，卡約村坐落在兩河交匯的三角處。

云谷川河，這條湟水河的支流，一路走來，滋潤出這里的農耕與游牧文明，也孕育出了這里豐厚的歷史文化。

黃河、湟水河，云谷川河……在她們的身邊，歷史與神話并存。它們作為人類精神活動、藝術實踐、生活印痕的智慧之果，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原之中。

為了發(fā)掘中華大地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安特生博士全憑兩條腿沿著湟水河、沿著黃河，在蒼茫大地上行走，他在卡約村發(fā)現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瓷碎片（現如今，在卡約村的莊廓及周邊斷崖中，還時常挖出陶瓷碎片），這使他驚奇萬分。因為青銅時代卡約文化是人類發(fā)現仰韻文化、新石器時代馬家窯文化、銅石并用時期的齊家文化之后的一個新發(fā)現。

“終然浩劫入滄桑，縱有赤心天不驚”。雖然那時還沒有發(fā)現有彩陶的卡約陶器，但這一發(fā)現讓他再次震撼，就如卡約村民在自家莊廓或田地里挖出陶罐或撿拾到瓷片時那樣，感到不可思議?？上Т迕駛兏静粫氲竭@是令人亢奮的文化發(fā)現，茫然而無知（就如林先生所述，孩提時，一件一片片鐵片串連而成的盔甲，由于村民文物保護意識不強，見小孩們玩耍時動輒劃破手腳，于是，被老人搭在墻頭上，風吹日曬，最后不知歸處。同時。村民們不知道這里埋了多少陶制品，反正在自家院子、田地里鋤草、種植時，時不時就會翻出幾片陶片或陶罐。那時老鄉(xiāng)們叫它為“紅泥罐罐”，可誰也不覺得它是文物，是寶貝。直到后來，才知道這就壇壇罐罐就是卡約陶罐）。可以想象，安特生博士當時的表情與心情——兩腿發(fā)抖，驚訝得足以讓自己下跪；當他撫摸著一件件陶瓷或一片片瓷片，似乎感覺到來自3000多年前的火焰，手心里一陣陣滾燙、戰(zhàn)栗，他不敢相信，就在3000多年前，東方人就開始使用青銅器了。由于他的偏見、傲慢，他固執(zhí)地提出了“從中亞開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漸接近當代，說明中國陶器的制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亦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論斷……

就這樣，一個埋葬了3000多年的文化遺存，一經發(fā)現，就讓世人震驚。

安特生博士的這一發(fā)現，就是一個溯河而上或順河而下的往復穿梭、踏勘尋覓的過程。

卡約文化是安特生博士繼馬家窯文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此發(fā)現，再一次將現代中國古史的視野再度拉進黃河大西北，很大程度改變了中原文化或中國主流文化的視野。由于馬家窯、卡約文化的發(fā)現，吸引了顧頡剛、夏鼐等歷史學家、考古專家光臨青藏高原，糾正了安特生博士“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錯誤論斷。

繼安特生博士于1923年發(fā)現卡約文化起，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考古事業(yè)的發(fā)展，考古專家在青海境內發(fā)現了1700余處卡約文化遺址，東起甘肅臨夏地區(qū)與青海省的臨界縣，西至青海湖西岸到柴達木盆地的東北邊緣，北起祁連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瑪沁縣的黃河沿岸皆有分布。而湟水中游的西寧盆地，遺址最為密集，顯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帶。窺一斑而知全豹，從這些遺址中，就會知道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源頭在哪里……

考古專家在發(fā)掘中還發(fā)現了不同的墓葬及數量不同的隨葬品，但墓葬及隨葬品最為集中、最為密集的區(qū)域為湟水流域的青海境內黃河河曲地帶及湟水中上游地區(qū)，尤其是湟源大華出土的兩件“犬戲牛鳩首權杖”和34面銅鏡文物（《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帝既與西王母會與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雖月而用）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這里才是西王母活動的中心地帶，也印證了“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的條注，也說明了原始社會正逐步走向解體……

自在卡約村發(fā)現其遺址的歲月中，卡約文化無彩陶的觀點成為一種遺憾。

孰知，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西寧古城臺和湟中朱家寨遺址發(fā)現有卡約文化的彩陶器、陶鬲和銅戈、銅泡等，糾正了過去認為卡約文化無彩陶的觀點。

此后，在湟源、大通寶庫、東峽、尖扎、剛察等多處相繼發(fā)現卡約文化遺址，一處處墓葬、一件件陶器的重見天日，一次又一次地震驚了世人，一次了更多學者的高度關注，因此也引發(fā)了“生命起源于青藏高原”的壟斷……

目睹了卡約文化陶器碎片，我竟然產生了揮之不去的幻覺，想進一步深入了解卡約文化的念頭愈發(fā)地強烈。

在翻閱史料中發(fā)現，“卡約文化”藏語為“卡窯文化”,“卡窯”，意為山口前的平地，而且“窯”從“穴”從“缶”，原指燒制陶瓷器和磚瓦的一種地下土灶，后來沿用為人類居住的“窯”?？s（窯）村的“約”除燒制陶瓷土灶外，是否還指古羌人穴居建筑呢？在與林先生的聊天中中，陡然之間，這個大膽的猜想潛入筆者心頭，且《黃帝內經》《韓非子．五蠹》等文獻中的記載也浮出記憶：往古之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

在走訪中，同行的友人劉先生也提出了同樣的質疑。帶著疑問，我們兩度走進河湟博物館，走近四五千年前的河湟歷史。

經過考察，發(fā)現卡約文化的聚落遺址多選在黃河和其支流河谷兩岸的臺地上，房址結構有半地式和地面起建兩種。選在河流兩岸地勢較高的臺地上，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取水方便和預防洪水；或健在高山或地勢險要的地方以預防其他部族入侵。譬如，湟源約洛石崖、莫布拉和尖扎鮑家藏遺址，房址分單問雙問，周圍有圓形、橢圓形和長方形形制窖穴。而且，為了使房屋內的地面堅固耐用，人們換在地上鋪上一層厚厚的紅膠泥。但其制陶業(yè)與其他文化遺存相比，不甚發(fā)達。在潘家梁墓地男性隨葬品除陶器外，主要是銅鏃、斧、戈、刀等，女性隨葬品主要是骨錐、針、管等紡織工具。

這很明顯反映，在各種生產活動中，古羌人男女有明確分工，男子在外進行農牧或狩獵等活動，女子主要在內進行農牧和紡織業(yè)等勞動。同時，也從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卡約時期的氣候條件、水文環(huán)境、農業(yè)生產、建筑建材及文化理念……

雖說河湟谷地地處青藏高原，但大部分地方被黃土所覆蓋。而且黃土的一些特性幫了古羌人的一個大忙。

在四千年前，河湟谷地已開始早期的農業(yè)生產。據史料記載，在距今約1200～11000多年間，人類文明面臨了一場巨大的挑戰(zhàn)。當時地球本來處于溫暖的間冰期，卻猝不及防地發(fā)生了一次急劇降溫，在短短的十幾年或幾十年時間里，地球平均氣溫下降了大約7、8℃，于是植物大面積死亡，原有的很多動物也滅絕或向南遷徙，原始人類可以采集的果實和種子等食物，可捕獵到的獵物，都大量減少，人類的生存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

該如何應對這一挑戰(zhàn)，黃土高原、河湟谷地的人類只能另辟蹊徑，人民開始馴化粟、黍，原始的旱作農業(yè)開始萌芽。而且在距今4000～3600年的時候，青海地區(qū)的先民們在生產實踐中已經逐步掌握了簡單的冶煉技術，冶煉出了紅銅和青銅，這對農業(yè)生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生產力水平得以不斷提高。

同時，黃土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特性，即“自肥性”。記得20世紀美國地質學家龐波里在考察過我國的黃土后，曾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它（黃土）的肥力似乎是無窮無竭！就這樣，河湟谷地就成了古代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發(fā)祥地，產生了馬家窯、齊家、卡約、宗日及辛店等一系列文化。而卡約文化則是青海古代各種文化遺址中數量最多、分布范圍最廣的一種土著文化……

目睹著博物館里來自河湟谷底的文物，瀏覽著書寫古河湟生活的歷史畫卷，吮吸著來自四五千年前的河湟文化味道，腦海中不斷浮現出3000多年前卡約人的生存圖畫來——

在云谷川那片良田美池間，一座座方狀半地穴形、圓狀半地穴形或平地凸字形的屋子掩映林木間，屋舍旁，河水潺潺，在東西兩座大山蒼蒼莽莽的原始森林中，芊芊蒼蒼的灌木間，鶯歌燕語，鳥獸成群。就在這美麗迷人的“世外桃源”里，卡約人或種植，或放牧，或狩獵、或采集。閑暇之余，他們撞千年之鐘，敲靈黿之鼓，起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百人唱，千人和。千百年來，雞黍桑麻，子子孫孫，延綿不斷……

深入云谷川，深入卡約村。這里，一個風雨剝蝕的烽墩，一段夯土古城墻，村口一棵老柳樹，乃至一瓣碎陶、一段銹骨、一個傳說、一句俚語，都透著千年的滄桑、藏著深沉久遠的底蘊，印著多數華夏兒女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織，春種秋收的“靠天吃飯”的生存狀態(tài)，刻著河湟谷地永不消失的文化符號，給了我們生存的基座、文化的基座。

站在卡約村西面的山脊上，望著不遠處白云繚繞的潘家梁，我陷入了茫然，環(huán)顧四周，這片從史前綿亙而來的云谷川，被蒼蒼郁郁的樹木、莊稼所覆蓋，在一座座漂亮大器的農家莊廓的點綴下，講述著3000多年的前古羌人的勤勞與智慧，講述著西王母自瑤池沐浴而出，蹁躚東巡余昆侖故土及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的神奇故事。

在林先生的敘述及文獻記載中，一個史前的村落漸漸露出了清晰的輪廓。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站在卡約村對面的山脊上，遠眺著這個水汽氤氳、生機盎然的云谷川，俯瞰著這個3000多年前的原始村落，那些在邈遠歲月中難辨面目的古人，在云谷川春種秋收，生兒養(yǎng)女，生老病死，他們曾經的一切，又與今人何異？甚至覺得，遠古的這個原始村落，比今天的現代新農村更充滿了世俗的熱鬧。至少，他們不會像如今的村民那樣四處打拼務工，一村人，一家人，從生到死都廝守在一起。團聚在一起。

望著陽光下閃閃發(fā)光的河水，一看就知道逐水而居是他們生存生活的選擇，山下是東西兩河，便于取水，便于灌溉田地。兩岸是肥沃的土地，延綿的原始森林，宜于狩獵與種植。

在林兆壽家，我們見到了其年逾七旬母親，閑聊間問了老人很多有關卡約村及卡約文化的事情，這位淳樸的老人將自己所知如數講出。在講述中，他指著離家不遠的山梁說，雖然我們住在山腳下，但從未擔心發(fā)生洪水，老一輩也未曾遇到過洪水淹沒村莊的事情，原因是云谷川是雙龍川，川里有東西兩條河，夏天再大的雨水也只是順著這兩條河往下面淌，最后淌到湟水河，根本淹不到我們的村子……

怪不得古羌人要選擇云谷川這條風水寶地，源自在于“雙龍保佑”因素，這就應和了古人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在此喻卡約村，恰如其分。

在村畔，一座較有規(guī)模的磚廠正在運轉，我隨意抓起一撮土，在使勁揉搓中發(fā)現，這里的泥土不像其他地方那種松散的黃土，而是粘性很強的紅膠泥。由于前一天剛下過一場大雨，不知不覺間鞋底粘了一層厚厚的紅膠泥，進而使平日顯得輕柔的鞋顯得那么沉重，不得已用木棍不斷剔去隨剔隨粘附于鞋底的紅泥巴。沒錯，這就是黏土，是古人用來制造陶器的陶土。由于東西兩座山上都是這種黏土，也就不用擔心這里會發(fā)生山洪暴發(fā)或泥石流之類的天災。

正因為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及氣候條件，卡約古村落在歷史的框架里形成了一個有呼吸、有年歲、有傳承的文化要地。幾千年來，古羌人就在這塊沃土上繁衍生息，游牧耕種。他們，在這里演繹著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歷史話劇，傳承著社會文明的熊熊爝火，為構建中華民族偉大文明傳承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雖然昔時的云煙不復存在，但在波光閃亮的河水里，在北高南低魚脊形的大緩坡川里，依稀看出人類從史前以來安身立命的處境，依稀看出趙充國屯田時糧草充盈的輝煌。

面對卡約村“粵自盤古，生于太荒”的幾千年前游農牧時代的文化遺址，人類的藝術珍品，想到 它們閱千古而長新，歷萬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怎能不使河湟民眾動心動容、感發(fā)興起，為之驚奇、為之慶幸、為之振奮！

時光易逝，但在歷史的長河里，卡約文化閃耀著圣潔的光芒，成為大美青海一處絕佳的古文化精神遺址，它將會向世人洞開一個又一個地表深處的秘密，傳唱那千年不朽的神秘故事。

來源/盛京文學網 編輯/小蠻

王祥奎，70年代出生在青海，現為青海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青海散文報告文學學會會員，中國文苑散文網簽約作家，散文詩詞散見于《青海日報》江河源副刊、《西海都市報》、《海東時報》、《中華詩詞》、《作家選刊》、《雪蓮》等諸多報刊雜志，數十篇人物通訊發(fā)表于《青海日報》，數十篇散文在省內外征文比賽中獲獎，其中《又是一季雪花飛舞時》、《貴德行吟》在《2015年中外散文詩歌邀請賽》、《第四屆中外詩歌散文邀請賽》中獲得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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