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運河的開鑿既然主要是為了彌補天然河流之不足，其選擇河道的路線，就是要溝通兩條不同的天然河流。

例如，通惠河是為了溝通永定河和潞河（北運河

）

，元明清會通河是為了溝通黃河和衛(wèi)河，江淮運河是為了溝通長江和淮河，江南運河是為了溝通長江和錢塘江等。

但天然河流水量的豐枯、河道的深淺、泥沙的淤積、主泓的擺動都有各自的特點，與人工開鑿的運河不能完全適應(yīng)。因此，人工運河和天然河流的交匯口則成為歷史上運河通運上的一大難題。

山東運河的南北運口問題

今山東臨清市是會通河北口所在，會通河在此與衛(wèi)河交匯。衛(wèi)河雖然經(jīng)過人工改造，但基本上是天然河流，尚未形成地上河，所以“閘河地亢，衛(wèi)河地洼”。每年3到4月時，閘、衛(wèi)兩河水都很淺，“高下陡峻，勢如建瓴”。

當(dāng)時會通河人衛(wèi)河口有兩閘：磚閘和板閘。板閘在北，磚閘在南。衛(wèi)河低，會通河高，所以漕船從會通河進入衛(wèi)河要十分小心。

明人萬恭指出：在閘河口必須留一淺

（

淺，指河道中淤積的淺灘

）

，“長數(shù)丈，戒勿浚。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目的是由河口的淺灘先擋住河水，不讓一泄而下，同時“閘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萃漕船塞閘河之口數(shù)重，閘水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迴即深。留一口牽而上，遞相為塞障而壅水也，命曰船堤。以船治船也”。

就是由河口的淺、漕船，先擋住閘河的水流，不致一下而盡，留出一口，讓漕船以次漸漸而出，不使其他漕船擱淺。

清人張伯行說：

“山東四十余閘放船皆易，惟板閘放船獨難。蓋板閘之下即系外河，更無閘以蓄水也。而獨外河水小時放船尤難。蓋板閘一啟板，則塘內(nèi)之水一泄無余，糧船每致淺擱，須于磚閘灌塘之時，板閘放船之時，磚閘多下板塊，無使水勢下泄，直至塘內(nèi)淺阻不能出口，然后亮磚閘板一塊或二塊，以接濟之。然又不可待其既淺而后亮板，則糧船一時恐難行動，順于將淺之時即行亮板，如放二十只后始淺，則放至十五只時即行亮板，則水足接濟到底不淺矣?！?/p>

從前每次只放二三十只船，后每出口一百二三十只。由此可見，閘、衛(wèi)兩水在交匯處，由于河流狀況不一，轉(zhuǎn)運是十分困難的。

會通河的南口，在明萬歷以前，是在徐州南茶城與黃河交匯。黃河含沙量高，河床高于運河。每年漲水季節(jié)，河水就倒灌入運。

“茶、黃交匯之間，黃水逆灌，每患淤淺。”“茶城口之淺，十年患之。蓋閘河之口，逆接河流，河漲，直灌入召淤耳?！庇谑遣璩沁\口年年開浚，年年淤塞。

當(dāng)時規(guī)定北上漕船一過，即行關(guān)閉運口閘門禁行，待秋深黃河水退，方可啟閘，放回空船南下。這一段時間內(nèi)，會通河就不能使用。

京杭大運河示意圖

從徐州以下至淮陰河段是京杭大運河中“咽喉命脈所關(guān)，最為緊要”的一段。但就是這段河道中巨石林立，有徐州洪、呂梁洪兩處險段。

徐州洪又名百步洪，在徐州城東南3里處、分中洪、外洪、里洪三道，形成“川”字形河道，“汴泗流經(jīng)其上，沖南怒號，驚濤奔浪，迅疾而下，舟行艱險，少不戒，即破壞覆溺”。

呂梁洪在徐州城東南50里，分為上下兩洪，綿亙7里余，水中怪石林立，過船必得纖夫牽挽。明袁桶《徐州呂梁神廟碑》稱，呂梁洪“涸則巖崿畢露，流沫懸水，轉(zhuǎn)為回淵，束為飛泉，頃刻不謹，敗露立見，故凡舟至是必禱于神”。

徐價《疏鑿呂梁洪記》亦云“舟不戒則敗而莫甚于呂梁”。

明代漕運過此而覆舟者屢見，所以萬歷三十一年開加河，就是為了避開這段運道。

黃淮運交匯口運口的變遷

金元以后，黃河奪淮入海，今江蘇徐州以下原泗水河道和淮安市以下淮河河道都成為黃河河道，淮河變成黃河支流。于是淮南運河的北口為黃、運、水的交匯點。黃河奪淮后，河床淤高，而淮南運河水淺，漕船北上，難以入河。

從洪武至永樂初年，在淮安城北先后筑仁、義、禮、智、信五壩，南來漕船至此需將糧食卸下，車盤過壩，然后進入黃河。五壩雖為軟壩，漕船過壩均需牽挽，重載還需用卸貨，轉(zhuǎn)輸十分勞苦。

于是在永樂十三年

（

1415年

）

曾循著宋代沙河的舊跡，開了一條清江浦河，長60里，從淮安城西通往運口，因運口置新莊閘，故稱新莊運口。沿河置五閘，據(jù)水勢漲落，迭為啟閉，節(jié)水通流，水流滿槽放行，放后即閉。

但是黃河自北來高于淮河，淮河自西來又高于清江浦河，如逢河淮并漲，必然倒灌入新莊運口，淤塞清江浦河。

以后運口不斷地調(diào)整、變化，幾乎數(shù)年一變。即便新形成的運口，由于黃水的倒灌，墊高運河，年年疏浚，然漕船過閘仍十分困難，“糧運一艘，非七八百不能牽挽過閘者”。

這里最典型反映的是天然河流與人工運河交匯形成的運輸困難。

清江浦開鑿之初，為了防止黃河濁水內(nèi)灌，造成閘口淤塞，除經(jīng)常疏浚河淮交匯的清口外，對船閘的啟閉也控制甚嚴。

船閘只在漕運季節(jié)開放，并且只許過往糧船，船過即行閉閘。其他官民船只一律仍由仁、義、禮、智、信五壩車盤過淮。但后來閘禁松弛，濁水倒灌入運河，水退沙存，閘口日益淤塞。嘉靖十五年

（

1536年

）

，督漕都御史周金“請于新莊更置一渠，立閘以資蓄泄”，目的為使運河納清流拒濁流，以期不淤。

這條新開的河渠名三里溝，在清江浦南“淮水下流黃河未合之上”。此渠開后，清口閉塞，船只由通濟橋

（

閘

）

溯溝出淮，以達黃河。

京杭大運河

但是，夏季黃水漲溢，時常倒灌入淮數(shù)十里，仍灌入新河口。

至隆慶末，三里溝也遭淤塞，每年需發(fā)丁夫加以挑浚。又原來運舟由新莊閘出淮，穿清入黃，費資較少。改從三里溝出淮后，運路紆遠，船只膠淺，更為不便。

為此，萬歷元年

（

1573年

）

總河侍郎萬恭主張不必疏浚新河口，理由是“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匯之淺……又使運艘迂八里淺滯而始達于清河”，不如出天妃口

（

新莊閘

）

便利。他請“建天妃閘，俾漕船直達清河，運盡而黃水盛發(fā)，則閉閘絕黃，水落則啟天妃閘以利商船”。

于是恢復(fù)天妃閘，運舟仍由此出淮。不久，又依御史劉國光之建議，增筑通濟閘，在夏秋時節(jié)用于通放回空漕船，以減少天妃閘的壓力。

但也因閘禁不嚴、啟閉無時而淤塞日甚。

萬歷六年

（

1678年

）

，潘季馴拆毀新莊閘，在甘羅城南

（

今淮陰市碼頭鎮(zhèn)北

）

另建通濟閘作為運口，也稱天妃閘。

然而此口距河淮交匯處也只有二百丈，黃水仍不免內(nèi)灌，運河河床由此日高，年年挑浚無已。其次，因運口離河淮交匯處較近，水流沖激，重運出口危險異常。當(dāng)時從南岸清江浦過閘北上，漕船一艘非七八百人牽挽不可。

至清康熙十七年

（

1678年

）

，靳輔察看清口形勢后，再次將運口南移到武家墩爛泥淺上（今淮陰市碼頭鎮(zhèn)南

）

。此處距河淮交匯處約十里，黃水難抵運口。同時，還在爛泥淺以上引河內(nèi)開兩條河渠互為月河，以舒急溜。史言“由是重運過淮，揚帆直上，如履坦途”，實際上情況遠非如此。據(jù)靳輔《治河方略》記載，重運過閘，每艘常七八百人，甚至千人，“鳴金合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

嘉慶年間有人自北京南下已至淮河南面的馬頭鎮(zhèn)，因風(fēng)緊流急，“舟人畏三壩五閘之險”，停船七日，待水散落，方過閘至清江浦鎮(zhèn)?？梢姰?dāng)時漕船通過運淮交匯口有多么困難。

康熙二十五年

（

1686年），靳輔以運道行經(jīng)黃河，風(fēng)濤險惡，遂從駱馬湖南端鑿渠，歷宿遷、桃源

（

今泗陽

）

、清河

（

今淮陰

）

三縣后，由仲家莊出口，稱為中運河。

中運河開通后，漕舟出淮河“逕度北岸，度仲家莊閘，免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滴跛氖?/p>

（

1703年

）

，因仲莊閘“清水出口，逼溜南趨，致礙運道”。兩江總督張鵬翮將中運河口移到楊家莊。

咸豐五年

（

1855年

）

，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改道山東利津入海后，對淮、運兩河的威脅不復(fù)存在，為便利起見，其后淮南運河的運口又移到與楊莊相對的今淮陰船閘。

江淮運河南端與長江交匯

漢魏六朝時期，江淮運河南端與長江交匯處發(fā)生過變化。

《水經(jīng)·淮水注》：“自永和中，江都水?dāng)?，?a href='/shuishang/' target=_blank>水上承歐陽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敝劣凇敖妓?dāng)唷钡脑颍瑩?jù)《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三云：“江都古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江水，今為水所侵，無復(fù)余址。”又乾隆《江都縣志》：“江都在城西南四十里，別自為城……三國時，江都城圮于江，縣廢?！苯陙?a href='/kaogu/' target=_blank>考古界有人根據(jù)揚州出土的文物，認為不存在江都古城，但其說尚嫌證據(jù)不足。

《水經(jīng)注》既稱“江都水?dāng)唷保瑧?yīng)指運口淤塞，水流不通。而運口淤塞則與江岸變化有關(guān)。

根據(jù)目前材料，漢末以前邗溝的引江口可能在今揚州市東北蜀崗南緣的灣頭鎮(zhèn)以南，證據(jù)是考古發(fā)現(xiàn)揚州地區(qū)的古代墓葬和遺址隨著時間由北向南逐漸推移。

檀道濟

漢代及其以前的墓葬和遺址都在城北蜀崗上，蜀崗下的今揚州城內(nèi)始有六朝青瓷被壓在唐代文化層底部的江岸淤土上。

這說明漢唐時期，長江揚州河段的岸線一直在南移。六朝時，人類的活動已移到了蜀崗以南的平原上，這與劉宋永初三年

（

422年

）

檀道濟出任南充州刺史時，見廣陵“土甚平曠”相吻合。

蜀崗下這片平曠的沖積平原當(dāng)然非一朝一夕所淤成，有理由認為在東漢后期江灘開始淤漲，致使順帝永和年間，江都運口已不甚暢通，所以《水經(jīng)注》說“江都水?dāng)唷保枰獙⑦\口移到離廣陵60里的歐陽埭。

歐陽埭在今儀征市東北10里，東晉、南朝時，它是進入廣陵的門戶，因其地位沖要，當(dāng)時于此置歐陽戍。運口移于此處，大概考慮到六合一儀征河段行經(jīng)丘陵地帶，岸線比較穩(wěn)定的緣故。

自歐陽埭至廣陵的這段運河即今儀揚運河的前身。

終六朝之世，邗溝的南運口一直在歐陽埭。

由于江邊沙淤，自漢魏起，今揚州以南的長江江道逐漸南遷。

隋代，岸線已伸展到今揚州市南20里的三漢河——施家橋——小江一線。當(dāng)時，鎮(zhèn)揚河段中有包括瓜州在內(nèi)的不少沙洲將長江分為兩支，南為大江，北為曲江。

位于曲江北岸的揚子津

（

今邗江縣南揚子橋

）

臨近廣陵，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使它成為隋至唐代前期邗溝的另一運口，地位較歐陽埭更為重要。

但是由于今鎮(zhèn)江市北近南岸的瓜州逐漸向北擴展，至唐中葉，從京口渡江需繞道瓜州沙尾，紆行60里，船只多遭漂損，開元二十六年

（

738年

）

，潤州刺史齊瀚在瓜州開伊婁河25里，直達揚子津。

這是邗溝由瓜州入江的開始。伊婁河又名新河，唐中葉后出入廣陵多經(jīng)此河。伊婁河開鑿后，揚子津仍為重要港口。

明清時期，儀真運河與瓜州運河匯于揚子灣，來自上江湖廣、江西的漕船走儀河，來自下江兩浙的漕船走瓜河。

清代，長江北岸儀征、瓜州一帶遭受強烈沖刷，江流北徙。道光二十三年

（

1843年

）

，瓜洲城南門塌陷，民居、河道悉淪于江，瓜州運道因此而中廢達二十多年。至同治四年

（

1865年

）

，才開瓜州后河通運。光緒十年

（

1884年

）

，瓜洲城完全坍沒，運道改由瓜鎮(zhèn)出江。1958

年

到1960年間，再次改建瓜州運河，運口移至六圩。

由此可見，江淮運河與長江交匯口，因江岸的擺動和江中沙洲的變遷，南北渡江并非十分順利的。

江南運河北端與長江的交匯

此段長江經(jīng)鎮(zhèn)江、揚州間，江面遼闊，北抵蜀岡腳下，南抵北固山，呈現(xiàn)喇叭形向外開展入海。六朝時“廣陵潮”是為名勝。

江南運河北口引江潮為源，出現(xiàn)很多問題，宋代江南運河運輸任務(wù)繁重，為了解決京口河口常淤的問題，故在丹陽以北運河河口段開鑿了許多支渠，作為漕渠的輔渠。

見于記載的就有：

宋仁宗天圣七年

（

1029年

）

修鑿的潤州新河；

宋仁宗時修鑿蒜山漕河，在鎮(zhèn)江府西三里蒜山下；

嘉定七年

（

1214年

）

郡守史彌堅在修筑京口閘的同時，在城東北北固山下修筑甘露港，約在今甘露寺東，并置上下兩閘，以時啟閉；

嘉定八年

（

1215年

）

郡守史彌堅又修海鮮河，在城西北京口閘，東南接薄渠，既通漕運，又可泊防江之舟；

慶元二年

（

1196年

）

總欽朱晞顏以漕渠乾涸，創(chuàng)建丹徒、諫壁二石，引江潮入渠。

京杭大運河

兩宋時期不惜勞費，在江南運河北口京口附近開鑿諸多輔渠，其目的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運河河口主渠京口港常易淤塞，故在其附近分鑿支渠以引江水，目的是豐富漕渠的水源，在主渠淤塞時，替代主渠的作用。

京口港狹窄，往來舟楫壅擠，故于咸淳六年（

1270年

）時規(guī)定，江南漕船由京口港出口，回船由甘露港入漕渠。

運河口江浪阻險諸渠可作為避風(fēng)港。

此外，歷史時期不僅在河口段修筑支渠通江，即在丹陽以南常州境內(nèi)也修筑了許多支渠與大江相通，并引江潮濟運，如孟瀆、九曲河、烈塘、申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灶子港、泰伯瀆、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jié)港等。

這些支渠今天大多間接或直接溝通運河與大江，都曾起過調(diào)節(jié)運河水源和溝通江北的作用。

其中孟瀆是京口運河最早的一條支渠，即今丹陽境內(nèi)的孟河，唐時已開，宋時孟瀆已漕淤塞，屢有疏浚，明代初年鎮(zhèn)江運河“至常州以西地勢漸高仰，水淺易泄，盈涸不恒，時浚時壅”，故永樂年間，“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右趨瓜洲抵白塔以為?！?。

宣德六年

（

1431年

）

，又“從武進民請疏德勝新河四十里，八年竣工，漕舟自德勝北入江，直泰興之北新河，由泰州壩抵揚子灣入漕河，視白塔尤便。

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并通皆可濟運矣”。

德勝新河即烈塘，宋時已有記載，宋元明三代都曾疏浚過，在漕渠、孟瀆、得勝新河三河中，明時還以孟瀆最為方便。

原因為：一是不易淤淺，漕渠在京口入江，與對岸揚州運河接口，理應(yīng)最為方便，然漕渠最易淤塞。故多走孟瀆。二是孟瀆出口雖然要經(jīng)過一段寬闊的江面，但“江流甚平，由此抵泰興之灣頭、高郵僅二百余里，可免瓜儀不測之患”。

嘉靖以后，為了防御倭寇，在孟瀆口建立孟河堡，孟河貫其中，自后孟瀆漸易淤塞。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有修浚，入江處亦有改道。

道光年間一度改道超瓢口入江即今出江的江港。但河口淤沙日積，水流緩慢。道光時一度淤為平陸。“民田失灌溉者數(shù)萬頃”，其價值已遠非明時可比。

其他如九曲河“在丹陽縣北，首起漕渠尾距江口委折七十里”，也是為了“利灌溉，資漕運”而開，元時已廢。

江南運河自唐宋以降，是全國水運網(wǎng)中最為繁忙的一段，直至今日，除了長江水運外，如以運河而言，仍然是全國水運最發(fā)達的河段。可是在歷史上，北端與和長江交匯，南端與錢塘江交匯，從自然條件而言，都存在很大的困難。歷代王朝為此也費盡心機、耗盡財力，以維持其暢通、反映了我國歷史上人工運河的自然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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