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畢生輝煌在殷墟，隔海相望被遺忘，最后一本著作叫《安陽》
他，聰明好學，留美期間，5年內拿到了3個學位，是中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
他，任教于清華學堂國學研究院，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并稱清華“五大導師”。
他，年輕時就曾言：“要是有機會，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p>
后來，他果真去“刨墳掘墓尋古跡”了，成了第一位挖掘考古遺址的中國學者，只不過去的是河南、山西和山東。
他，便是李濟，中國考古學之父，一個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相當重要的名字。
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的名字卻在大陸銷聲匿跡。
▍我國第一位人類學博士，畢業(yè)于哈佛大學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李濟的父親升遷到北京任職，不僅改變了全家的命運，對李濟的學業(yè)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正如李濟在《我的初學時代----留學前所受的教育》中寫的：“我的幼年朋友們，大半都像洪濤中的沙礫一樣，沉淀到海底去了。我卻是幸運地被包工運送到建筑場所，構成了混凝土的一份子，附屬在一個大建筑的小角落上?！?/p>
1918年，品學兼優(yōu)的李濟由清華學堂派遣留學美國。
在美國一呆就是5年，5年內，李濟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學習上，就連假期也全部是在圖書館或講習班中度過。
前兩年，李濟獲取克拉克大學的心理學學士、社會學碩士學位。后三年，李濟轉入一流的哈佛大學，攻下了人類學專業(yè)的博士學位。
據(jù)說，李濟的父親不知道何為博士，有一陣子還給自己起了個別號，叫“博父”，并在詩詞和書信中公開使用，一時傳為佳話。
1923年，李濟回國后，先在南開大學當了兩年教授。之后，清華學堂成立國學研究院，他應邀來到清華。由于資歷尚淺，任“特約講師”，但是工資與待遇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同一個標準。
▍從人類學家到考古學家的轉變
李濟是人類學博士，但他一生從事的主要是考古，雖然考古學常被認為是人類學的分支，但李濟在哈佛從事的是體質人類學研究，與考古無多大關系，怎么就成了中國考古第一人了？
其實，這一轉變源自一次山西的考古發(fā)掘。
在那個年代的傳統(tǒng)學界，誰都不相信“掘一個墳，尋一塊骨頭，里面就會有了學問”。大多數(shù)理解的考古多為金石學，偏重于考證文字資料。
在李濟眼里，有一個很大的遺憾，甚至可以說是慚愧，那便是“與中國古史有重要關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國人努力搜尋出來的”。
1926年，李濟與北京地質調查所的袁復禮前往山西省夏縣，開始了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的發(fā)掘。
這次發(fā)掘是由清華的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聯(lián)合進行的，發(fā)掘成果讓仰韶文化呈現(xiàn)在世人眼前，也讓李濟成為了第一位挖掘考古遺跡的中國學者。
▍人生最輝煌的一頁在殷墟
清華國學研究院停辦后，李濟辭去清華教職，受傅斯年邀請，來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
1928年，傅斯年創(chuàng)辦史語所，便極力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學。
建所之初，發(fā)掘安陽殷墟便被列入重要計劃之一。同年秋，董作賓被派往安陽，開始了殷墟的第一次考古發(fā)掘。
但是，由于缺少考古知識，這次挖掘跟盜墓差不多，只是往下挖坑，只顧撿拾甲骨，其他的一概不管。于是，有考古經驗的李濟被人推薦，成了殷墟考古發(fā)掘的不二人選。
1928年12月，李濟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殷墟考古迎來了“掌門人”。
從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殷墟考古一共進行了15次挖掘，從第二次開始，李濟便領導了整個發(fā)掘工作，他的名字跟殷墟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李濟不僅進行科學挖掘，還立下規(guī)矩：“一切出土物全屬國家財產，考古隊同人自己決不購買、收藏古物。”
10年間，他們發(fā)掘出大墓11座，方坑1個，小型墓和祭祀坑1200多座，還有大量的建筑基址、刻字甲骨、陶片、青銅器、玉器等等。
這10年的發(fā)掘，印證了傳說中商王朝的存在，把殷商文化由傳說變?yōu)樾攀贰?/p>
證實了安陽就是盤庚遷都的殷，距今已有3300年的歷史。
證實了自盤庚遷殷至紂王亡國，商王朝后期歷經8代12王、273年的歷史，解除了《竹本紀年》與《史記》關于盤庚遷殷后歷時相差500年的疑惑。原來，司馬遷也有失誤，讓殷商多了500年。
如今，矗立在安陽的殷墟博物苑和殷商王陵，無時不見證著那個年代中國考古的輝煌和榮耀。
▍海峽相隔，此生再也未能見殷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史語所和中央博物院被迫南遷，從長沙到昆明，再到宜賓李莊，李濟他們帶著殷墟文物在西南繞了一個大圈子。
這期間，李濟還組織了川康考察團，對四川、西康兩省的古跡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調查、發(fā)掘。
抗戰(zhàn)結束，李濟回到南京，本以為這下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3年后，又是一次大遷移。
1948年11月，李濟受命押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的一批文物，前往臺灣。
在李濟眼里，只要打仗，文物就會受損；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國哪個地方都無所謂。所以，文物去哪兒，他就去哪兒。這種似乎“沒有立場”的姿態(tài)，為他招來一些罵聲。
李濟的兒子李光謨因為不舍得同濟大學未完成的學業(yè)，在臺灣住了55天后，執(zhí)意返回了上海。
本以為暑假還能回臺灣與父母團聚，誰料時勢變化，父子二人卻是長久的隔海相望，不得團聚。
1959年，大陸考古界對李濟發(fā)起猛烈的攻擊，李光漠收藏了當時的一期《考古》雜志，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濟。此后，因為“政治上選擇錯誤”，李濟的名字消逝在我們的視野中，連殷墟考古介紹也都避而不談李濟。
在臺灣，李濟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負責人，創(chuàng)辦了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yǎng)了一批享譽中外的考古學家，還不斷地發(fā)表殷墟研究成果。
臺灣當局要求學術為政治服務，史語所也受到影響，李濟再三要求學術與政治分家，史語所成為“中研院”在辦公時間惟一沒有公開政治活動的地方。
李濟一生還一再拒絕美國一些大學的就職邀請，根本原因就是，他感到自己必須留下來看到安陽研究的全過程。
身不能回大陸，心卻系殷墟。李濟人生最輝煌的一頁在殷墟，讓他魂牽夢縈的也是殷墟。
1977年，李濟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安陽》的英文版出版。
1989年，中文譯本《安陽》首次在內地出版。
參考書目：《民國風度》《李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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