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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張家堡新莽墓出土九鼎及其相關問題

西安張家堡新莽墓出土九鼎及其相關問題

文物》 2009年05期 張小麗(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館 員)

張家堡漢墓群位于西安市未央?yún)^(qū)張家堡村東北,西距漢長安城宣平門約2.5公里。迄今為止,漢長安城東側已發(fā)掘清理了數(shù)千座兩漢墓葬,其中以西漢時期墓葬為主,這些資料或已出版報告,或已發(fā)表簡報。2006年底至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在配合西安市行政中心北遷項目建設工程中,又于張家堡發(fā)掘了數(shù)百座兩漢墓葬。此次發(fā)掘除一批西漢時期小型墓葬之外,還發(fā)掘了3座中型墓葬,其中有一座屬新莽時期的墓葬(M115)保存較好[1],出土的九鼎具有濃厚的仿古意味,這一發(fā)現(xiàn)十分重要,為兩漢用鼎制度的研究,特別是為新莽時期禮制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F(xiàn)就墓葬出土的九鼎及其相關問題作一粗淺探討,不妥之處,請專家學者指正。

一 九鼎的特征與時代

出土的九鼎,包括5件銅鼎和4件釉陶鼎。9件鼎形制相同.大小相近.顯然是專門制作的一套禮器。

首先考察一下九鼎中的4件釉陶鼎。

陶鼎出現(xiàn)較早,西安地區(qū)盛行于戰(zhàn)國、秦及西漢時期,《西安南郊秦墓》[2]、《西安龍首原漢墓》[3]和《長安漢墓》[4]中,大多數(shù)墓葬出土陶鼎1~3件不等,鼎與盒、壺、鈁等組成一套完整的仿銅陶禮器。就西安地區(qū)漢墓來看,黃釉陶鼎是西漢中晚期開始出現(xiàn)并且流行,綠釉陶鼎則盛行于西漢晚期和新莽時期,并且新莽時期的墓葬中隨葬陶鼎已有所減少。東漢墓葬中很少隨葬陶鼎,《西安東漢墓》[5]所收錄的98座典型墓葬中,僅有2座墓葬出土陶鼎2件,這2座墓為家庭合葬墓,陶鼎應是早期埋葬時的隨葬器物。

M115出土的4件釉陶鼎,器體碩大,形制特殊,為子口,半球形腹,圜底,底附三蹄形足,足較細長,足跟稍外鼓,內側呈三角棱形,口沿兩側附對稱方形穿耳,器腹上部飾比較疏朗的竊曲紋,均高40.8厘米。雖然其形制與一般小件鼎形制相同,大小相近,顯然是專門制作的一套禮器。型釉陶鼎不同,紋飾也是仿制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盛行的竊曲紋,但陶鼎器表施淺綠色釉,僅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應是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制作,結合墓葬形制及出土的“大泉五十”錢,可進而確定為新莽時期制作。

再來考察5件銅鼎的制作年代。5件銅鼎形制、大小相同,均通高45厘米,子口內斂,半球形腹較深,蹄形足略高,微外撇,足內側平直,斷面呈半圓形,方形附耳先平伸出,而后上折??谘叵卵b飾竊曲紋,上下各有凸弦紋一周,器腹靠近耳根有凸棱一周。出土時銅鼎內的淤土中清理出大量的銀扣邊,并發(fā)現(xiàn)有銅質握手,因此可以確定銅鼎上原有朱漆木蓋,蓋上方有銅握手,邊緣用銀片扣邊,相當華貴。

從目前發(fā)現(xiàn)的兩漢時期的半球形腹銅鼎來看,器體都很小,器壁較薄,高一般不超過20厘米,蹄形足較矮,足跟發(fā)達,中部較細,足底較寬,方形附耳外撇或為環(huán)形耳,上有覆缽形

蓋,蓋頂有等距離三環(huán)形紐,器腹有凸棱一周。器表素面,沿用了戰(zhàn)國晚期半球形腹鼎的形制,如西安北郊棗園大型西漢早期墓葬出土4件銅鼎[6]與戰(zhàn)國晚期的銅鼎形制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兩漢銅鼎部分在口沿下外壁刻有簡短銘文,銘文內容以器名容量和重量為主,部分有制作年代和機構,如1961年西安三橋鎮(zhèn)高窯村出土的西漢銅器群中,5件銅鼎均有銘文[7]。到西漢晚期和東漢早期,此類銅鼎的足開始變瘦長。M115出土銅鼎的形制與西漢晚期的銅鼎相同,耳、足、耳下的凸棱等都是典型的西漢晚期特征。

張家堡M115出土的9件鼎腹壁上部均飾竊曲紋,竊曲紋又或稱為饕餮紋和龍紋的一種,也稱為獸目交連紋[8],盛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就基本消失了。西漢時期銅鼎多為素面,部分銅鼎器表鎏金或飾繁復的蟠虺紋和卷云紋。M115銅鼎上的竊曲紋,與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流行的竊曲紋有著細微差別。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竊曲紋,轉角比較圓潤,或轉角處伸出短小的尖足,而M115銅鼎的竊曲紋轉角方折,顯得十分僵硬,應是仿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竊曲紋。

西漢時期隨著周禮的衰微和仿銅陶禮器及冶鐵技術的興起,青銅禮器開始向實用器轉化,出土的許多銅鼎底部殘存有煙炱痕。M115出土的5件銅鼎制作精良,保存較好,無使用痕跡,應是用于享祀的青銅重器。

二 九鼎與王莽改制

列鼎是西周時期出現(xiàn)的一種制度,《公羊傳·桓公二年傳》何休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笨梢娢髦軙r期的用鼎數(shù)量有著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已有學者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9]。東周時期,隨著社會變革和西周宗法制的解體,用鼎制度逐漸混亂,僭越現(xiàn)象常常出現(xiàn)。戰(zhàn)國晚期至秦代,一些規(guī)模稍大的墓葬還出土有銅鼎,如西安北郊尤家莊20號戰(zhàn)國晚期墓葬[10]出土有4件銅鼎;小型墓葬則已較少隨葬銅鼎,如西安南郊光華膠鞋廠和茅坡郵電學院的255座秦墓[11]中,沒有出土一件銅鼎,世家星城發(fā)掘的秦墓中僅出土銅鼎2件。

西漢時期用鼎制度進一步衰退。從目前兩漢諸侯王墓和列侯墓的發(fā)掘情況來看,隨葬成套銅鼎的墓葬很少,除部分窖藏之外,一般墓葬基本不隨葬銅鼎。關中地區(qū)發(fā)掘的西漢墓葬也只是個別墓葬隨葬一或兩件,像西安棗園西漢積炭墓出土4件銅鼎,已是非常少見,而且數(shù)量也難以和列鼎制度相合。其他地區(qū),也只有一些大中型墓葬或部分諸侯王墓還隨葬銅鼎,且用鼎數(shù)量已不再嚴格,像山東常青雙乳山M1隨葬銅鼎9件[12],已是十分少見的一套列鼎,而其他小型墓葬也基本不見銅鼎隨葬。由于目前發(fā)現(xiàn)的新莽時期墓葬多為小型墓葬,大中型墓葬很少,因此這一時期的用鼎制度尚難以考察。西安地區(qū)的東漢墓葬已不見銅鼎隨葬。

張家堡M115隨葬的九鼎,5件銅鼎和4件釉陶鼎,形制、紋飾相同,組成了一套完整的九鼎組合,其中5件銅鼎大小相同,4件釉陶鼎也大小相同,通高則略低于銅鼎。5件銅鼎并未大小依次遞減,而是大小相同;九鼎組合中用4件與銅鼎形制紋飾相同、大小相近的釉陶鼎,與5件銅鼎配成一套,如此組合的列鼎還是首次發(fā)現(xiàn),這對于列鼎制度的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西漢中晚期以后,青銅實用器占據(jù)主流,如燈、熏爐、灶、盆、樽、鈁、壺、勺等?!堕L安漢墓》收錄的139座西漢中期至新莽時期的中小型墓葬以及《西安東漢墓》收錄的98座新莽至曹魏時期的墓葬中,沒有出土一件銅鼎[13],主要是銅日用器,諸如盆、燈、帶鉤、銅鏡等,另外仿銅陶禮器和日用明器成為隨葬器物的主流。然而M115這座新莽時期的墓葬卻出土了九鼎,并且九鼎的特征呈現(xiàn)出諸多復古因素,這一特殊性使我們認為九鼎的出現(xiàn)應當與王莽改制有關。王莽攝政后,為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實行了一系列的改制,在禮制改革方面,王莽遵從周禮,《漢書·王莽傳上》有“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正是由于王莽托古改制,使已經(jīng)衰落的周禮又得到了暫時的尊崇,M115出土的九鼎的特殊性和紋飾呈現(xiàn)出的仿古因素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九鼎中的4件釉陶鼎與同出的小釉陶鼎形制完全不同,而是仿制5件銅鼎的形制和紋飾制作,本身就是最為典型的仿古。M115九鼎在紋飾上仿制西周銅鼎紋飾,在數(shù)量方面嚴格遵照周禮規(guī)定,這些都應與王莽托古改制緊密相關,是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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