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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jù)古代湘商崇祀周敦頤現(xiàn)象:追認周敦頤為湘商文化春王

2018 年、2019年,為籌備紀念近現(xiàn)代湘商文化始祖王船山圣誕400周年,我查閱了部分湘商史料,發(fā)現(xiàn)周敦頤、王船山、黃興、蔡鍔、宋教仁等都曾是一些湘商會館崇祀的對象。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值得關注的現(xiàn)象。據(jù)說,湖南大三湘茶油董事長周新平幾年前就在衡陽給周敦頤塑了像,崇祀周敦頤,可謂是在“先知先覺”之中繼承了古代的傳統(tǒng)。

一般說來,會館起源于明朝,盛于清朝民國。會館究竟源自于什么時候,目前尚無定論。明末劉侗《帝京景物略》認為,會館起于明嘉靖、隆慶之間。清末周壽昌、民國瞿兌之認為,漢代郡邸是會館前身。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周美均《中國會館志》、王日根《中國會館史》都認為會館源自于永樂年間。

討論會館的類型,可分為衿紳會館、移民會館、商幫會館、行業(yè)會館、軍人會館等。因此對于湖南人而言,還有具有鮮明特色的湘軍會館。在實際運作之中,這種分類也不確切,各種群體的力量是混雜的。

以下以此分類介紹各類會館中崇祀周敦頤的案例。

北京永州會館,曰濂溪祠,祀周敦頤。最先開始應當屬于衿紳會館,并且以衿紳力量為主,逐漸加入了湘商力量。清嘉慶五年(1800 )創(chuàng)建,永州人認為此宅院“科舉不利”,于光緒六年(1880)另建,2012年前后拆除。

明末清初,“湖廣填四川”,大量湖南移民遷入四川(含重慶),永州移民修建有永州會館。永州會館,一般稱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廟”、“濂溪書院”。完全說是移民會館也不妥當,明顯有證據(jù)指向湘商也參與其中。

重慶湖廣會館,曰禹王宮,內有“濂溪祠”,為永州分會館。湖廣會館,始建于清康熙年間,重修于道光二十六年( 1846)。禹王宮正殿的脊梁上刻有“楚省兩湖十府紳糧士商捐資重建,大清道光丙午歲律中中呂月彀旦”,另外一處刻有“湖廣闔省士民商賈等捐資培修永遠鞏固,大清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嘉平月彀旦”,禹王宮后殿一石拱門上鐫刻有“濂溪祠”。據(jù)此可知,湖南與湖北十府的紳、糧、士、商四大群體參與了禹王宮的捐修,十府之中有永州府,因而內有永州人的濂溪祠。

目前,將重慶湖廣會館視為移民會館,但是據(jù)道光年間的鐫刻文字,可知有湘商參與。

蓬安縣濂溪祠

大足縣、南溪縣渠縣、營山縣、蓬安縣、儀隴縣、高坪等地的濂溪祠(濂公祠),為永州移民會館。清同治《渠縣志》云:“況吾楚人之屢承教澤,豈以移居于蜀而遂忘故土之大賢乎?故凡散居川中者,莫不立廟塑像崇拜 ?!睋?jù)《大足縣志》(民國三十一年重修)記載,民國二年,大足有4 所濂溪祠。銅梁也有濂溪祠,據(jù)《銅梁縣志》記載,銅梁的濂溪祠是永州士民李、周、劉、柏四姓所建。

營山縣回龍鎮(zhèn)濂溪祠始建于清康熙年間,道光十年(1830)重建。濂溪祠,主祀周敦頤, 坐東朝西,原由正堂、中堂、山門、戲樓、廂房及左右涼亭組成。

在商道上,明顯為永州商人修建的永州會館——濂溪祠,屢見不鮮。

先談漢水商道上的濂溪祠。襄陽是漢水商道上的重鎮(zhèn),樊城湖南會館,始建于清乾隆年間,同治年間由士、商、軍捐資重修。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劉長佑等捐款。主祀周敦頤,配祀財神、水神。陜西興安安康縣,是進入陜西的門戶,在漢水南岸有“濂溪書院”,建于清咸豐年間(1851—1861),是以永州商人為主體的湘商的會館。大殿主祀周敦頤,廟門題額則為“濂溪書院”,兩側門楣上有“愛蓮”、“濯纓”。陜西石泉縣禹王宮,清乾隆年間修建,是湖廣會館。據(jù)民國《石泉縣志》記載,禹王宮主祀大禹、周敦頤??芍硗鯇m屬于商幫會館。是否為永州湘商專建,有待考證。

在湘江——桂江商道上有不少濂溪祠。桂林有湖南會館,原名濂溪書院。據(jù)道光十五年(1835)《濂溪會碑記》,乾隆四十七年(1782)由在桂林為官的常德籍貴中孚創(chuàng)建,為 衿紳會館。嘉慶三年(1798)由湘商廖百奎、顏永洲等人增修,改為湖南會館。會館內有濂溪閣,主祀周敦頤,每年六月初七日周敦頤誕辰日,在桂林是湘籍人士一起祭祀祭祀周敦頤。

興安縣的湖南會館也叫湖廣會館,又名濂溪祠、周子廟。道光《興安縣志》云:“湖廣會館,在城外上水關,國朝雍正二年建,祀關帝、文昌及周濂溪先生,舊曰濂溪祠,嘉慶八年邑人何登嵀倡募重修?!?

在沅水商道、湘黔滇商道上也有濂溪祠。貴陽市湖廣會館,原名三楚宮,始建于清順治年間,雍正元年(1723)增修,乾隆七年(1742)又建濂溪祠于院內,主祀周敦頤。濂溪祠旁建愛蓮書院。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籍的貴州巡撫賀長齡、貴州布政使李象鹍重修愛蓮書院與濂溪祠,并將其更名為兩湖會館。同治年間,又更名湖南會館。

貴州凱里下司古鎮(zhèn)禹王宮

在湖南省內,湘潭十總有濂溪祠,靖州有濂溪宮,洪江區(qū)有濂溪宮,是永州商人的會館,主祀周敦頤。

對于湘軍會館而言,典型的有南昌湖南會館和西安湖廣會館。湘軍會館,由湘軍將領主建,湘商參與其中。南昌湖南會館,創(chuàng)建于同治六年(1867),內設濂溪夫子殿、全楚昭忠祠、魁星樓等。濂溪夫子殿,主祀周敦頤。西安的湖廣會館,始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為湘籍的陜西布政使李星沅、陜西按察使羅繞典等創(chuàng)辦。同治九年(1870)至光緒二年(1876)擴建,主體建筑禹王殿、楚善祠等。楚善祠,主祀屈原、周敦頤。

以上并非臚列所有的史料,只是簡略舉例,以此闡述明清時期湘商崇祀周敦頤的現(xiàn)象。崇祀對象,一般是被認為的鄉(xiāng)土神靈、圣賢。朱熹被徽商追認為精神領袖、保護神,因此徽商會館都崇祀朱熹。各地的各種湖南會館、湖廣會館以及各府、縣會館,都有崇祀對象。大禹,是湖南、湖北共同的崇祀對象,因此湖南會館、湖廣會館大多稱作“禹王宮”。上海湖南會館,最先是主祀長沙瞿真人,后來又入祀黃興、蔡鍔、宋教仁。永州的湘商會館,稱作“濂溪祠”、“濂公祠”、“濂溪書院”,主祀周敦頤,每年六月初七報賽,久而久之,周敦頤又擴大為全省乃至全楚(湖南、湖北)會館崇祀對象之一。

依據(jù)史料進行分析,商幫會館、行業(yè)會館相當于今日異地商會、行業(yè)公會。崇祀鄉(xiāng)賢、鄉(xiāng)神,以為保護神,其目的是內外立法,制訂程式、契約,由此建構利益共同體,上屬精神,規(guī)范人心,捍衛(wèi)自身權利,宣示自身形象等。永州的衿紳、移民、商幫崇祀周敦頤,其目的在此。對于永州商幫而言,周敦頤確實是一個契約符號,通過此符號達成共識,對內是簽訂一致同意的契約,對外是建立互信共享的承諾公示。

周敦頤作為一個道學家,被推崇為宋朝道學開山祖師,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封宣奉大夫,嘉定十三年(1220)謚元,故稱元公。后又被 南宋理宗淳佑元年封汝南伯,元朝仁宗延祐六年封道國公,從祀文廟。明代宗景泰七年封其后裔十二代孫周冕世襲五經博士,延至清末四百余年共封十三位五經博士。

二程是周敦頤的弟子,朱熹是再傳弟子,周敦頤作為道學開山祖師,地位最高,也為各界所承認。一位地位如此顯赫、崇高的永州鄉(xiāng)賢,進入永州商幫會館成為崇祀主神,是理所當然的。

為什么呢?中國古代有一個傳統(tǒng),法力、地位最高的神靈是食物鏈的頂端,駕一馭萬,統(tǒng)帥群神,自然被崇祀為主神,或曰保護神。在梅山地區(qū),法力最大的梅山教師公被崇祀為“地主菩薩”,相當于保護神,與有功德于子孫的祖宗“家主菩薩”并尊。自己可以不厲害,但菩薩要厲害,并且能提供保護,而戰(zhàn)勝他者,首先是要菩薩厲害得超勝他者,否則何以提供保護?

在當時,商幫會館的主神也是保護神??芍芏仡U是永州商幫的主神、保護神。

周敦頤作為永州商幫的主神、保護神,除了達成契約共識以建構共同體與超勝他者、提供保護外,還有一個功能,即教化永州商幫群體,提供具有宗教性的價值依據(jù)。

商人,有宗教性的教化需求。這一點,向來為學術界所忽視。著名學者余英時受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影響,討論中國商業(yè)倫理的近世化,援引禪宗、道教的世俗化改革精神,實則忽視了儒家地域化教化傳統(tǒng)。儒家地域化教化,一是祖先崇拜,二則是鄉(xiāng)賢、鄉(xiāng)神崇拜,具有近世的宗教世俗化內容。

商人賺錢,似乎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情,其實不然。商人也是人,一是需要被承認,二是需要自我修煉而持有理性(資本精神),三是外在立法以建立規(guī)范,四是內在立法確證精神歸屬,獲得終極價值關懷,否則,內心焦躁不安,也會是商業(yè)活動之中慘敗。如發(fā)財了,不持有理性,無法克制欲望,縱欲、賭博、吸毒,最終傾家蕩產。商人群體崇祀一個主神,有此目的,可謂神道設教、人文化成。

商業(yè)活動,依靠欲望刺激,這是動力。但是欲望會無限膨脹,人的肉體跟不上這個進度,也要運用理性進行合理調節(jié),并且解決靈魂問題。

中國歷代追求“不朽”(不死),是人類的普遍性共通追求??疾焐讨芮嚆~器上的銘文“子子孫孫永寶用”,可知追求名利、實體之“可久可大”是千百年來的意愿。商人也一樣會追求“不朽”。私有產權永久性,利益與欲望的無限擴張,追求不死,這是激發(fā)商人不斷創(chuàng)造財富的保障與精神動力。

商人崇祀的神靈,是上天給商人的承諾與保證。

人人都曉得,不死,或者繼承人世代忠于使命,可以保證自己權利不受侵犯,意志不斷延續(xù)。當然,肉體不死,是不可能的,頂多長壽。世俗經驗也告訴我們,長壽可以戰(zhàn)勝邪惡,有更多的機會保障自身權利。但是,長壽也只是暫時性的,如何建立制度,忠于自己的子子孫孫(徒子徒孫)世代勿替,這才是關鍵。

在全球范圍內,將企業(yè)交給子孫,使得自己的事業(yè)永世傳承,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共同意志追求。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現(xiàn)實是不確定性的。

怎么辦?通過崇祀一個神靈,靈魂得到拯救。

我想,這是周敦頤在永州商幫群體之中的宗教性功能。

前已述之,周敦頤是永州商幫的崇祀主神,后來逐步擴張到湖北、湖南商幫群體。如何界定這種現(xiàn)象呢?我依據(jù)春秋公羊學傳統(tǒng),追認周敦頤為湘商文化春王。

日本商道的開山祖師為石田梅巖,他是心學家,由此使得日本商道具有心學特質。像稻盛和夫,被推崇為日本經營之圣,其心學特色也是學界、商界所共知的。

日本不是中國,中國不是日本,文化土壤不同,中國商道倫理不能簡單地抄襲日本。

湘商文化的建構,是具有“十方”性的,需要不斷補充內容。周敦頤的道論、誠論、樂論等思想,可以為湘商文化提供價值依據(jù)。雖然周敦頤并無經濟學方面的闡述,但是卻被湘商崇祀,可以追認為 湘商文化春王。

為什么是湘商文化春王呢?周敦頤教程顥、程頤兄弟尋孔顏之樂處,感受春意,直接上達性天。張晚林教授也說,“尋孔顏之樂處”是周敦頤思想里面的宗教性向度的呈現(xiàn)。也有周敦頤的語錄,說周敦頤窗前草不除,有“自家意思”,這是“春意”(生意)。據(jù)周敦頤的弟子程顥、程頤的揭示,周敦頤教人“觀天地生物氣象”。程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程氏遺書》卷六:“靜后,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薄冻淌洗庋浴肪矶骸坝^物于靜中,皆有春意?!薄冻淌洗庋浴肪硪辉疲骸坝^生理可以知道?!?卷二云:“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于此者,必知道也?!?意二程兄弟的“靜觀”,出自周敦頤的“主靜”說,為“周茂叔看”。周敦頤《太極圖說》云:“ 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敝芏仡U“主靜”的修養(yǎng)工夫在其《通書》等著作中多有闡發(fā),姑且不贅述。

元,周敦頤被尊謚為“元公”,是宋朝道學之“元”。在易學里面,有元、亨、利、貞。在公羊學里面,還有“大一統(tǒng)”說,“元年春王正月”,以元正始、以元統(tǒng)天。春,是乾陽真幾。 作為四序之“春”,在中國文化里被認為是生命力或生機的象征 ,即“春生夏長秋殺冬藏” 。儒、釋、道三家,對“春”皆有其自家之詮釋。禪宗有“枯木 逢春”的公案。一般來說,宋朝儒家講“仁”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本體,如朱熹說仁是天地生物之心。春,正是“仁”的呈現(xiàn)形式。春意盎然、生意盎然、生機勃勃、春機、生意,乃是“仁”的本意。周敦頤的粉絲、湖湘學派 創(chuàng)始人胡安國認為,認為“元”的體是 仁,是仁人之心,“ 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師馭萬夫、統(tǒng)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他以“ 仁”作為連接天道之“元”與人道之“心”的中介,以仁體元是證實天道的“生意”(春意)。到了朱熹那里,“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宋明理學家的境界是“尋春問柳”(尋花問柳),也就說,是春境(春天般生意)。古代,將經商稱作“生意”,確實是蘊含著深刻的哲學道理,也體現(xiàn)出了經濟活動的本質。周敦頤教人尋孔顏樂處,感受“生意”(春意),可以由此轉入經濟活動話語體系,經商(做生意)也是“以仁體元”,即是治國安邦的要求,也是上達性天的路徑。 也可以說,春意(生意)是經濟憲法正義的依據(jù)。

王船山與周敦頤不同,王船山有現(xiàn)代性經濟學的闡述,又在近現(xiàn)代被追崇為湖南精神始祖,是近現(xiàn)代湖南人的精神領袖和合法依據(jù),不少湘商推崇王船山思想并運用于實踐,因此,王船山作為近現(xiàn)代湘商文化始祖是當之無愧的。公羊學有三王之道,可追認屈原為湘商文化明王;周敦頤為湘商文化春王,范旭東為湘商文化文王。 中國近現(xiàn)代化工之父范旭東創(chuàng)辦數(shù)家民族化學工業(yè)企業(yè)和民間化學研究機構之后,親自立法,手訂“永久黃”事業(yè)團體四大信條,可謂湘商企業(yè)文化立法,故謂之文王,即立法之王。文,外在的禮法制度也。

縱觀中國古代史,任何一個學派都是經過數(shù)代人的努力建構出來的。湘商文化的自覺意識,自明清以來不斷“生發(fā)”,而今為盛,也是到了成熟的時候了。我深信,在未來不久,湘商文化會有一個自洽的理論體系。

說一個題外話,在古代,不論東方,還是西方,因為理性不足和人的超越性證成,存在壓制金錢(市場)和鄙視商業(yè)的現(xiàn)象,也使得商人處于最差等級的社會地位當中。古今中外,有無數(shù)譴責金錢的文學作品。這是歷史的“命限”。在工業(yè)革命之后,科技工具提高了效率,“量產”實現(xiàn)了物質的豐富性,而思想家也認識到了金錢(市場)的“屬性”,也設計出了制衡金錢(市場)的制度。雖然制度并不十分理想,但是也只能做到這樣,未來可以更好。理性地說,不太壞是無可奈何的底線,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據(jù)目前的經驗,資本精神,是一聚一散的辯證精神。不聚,動力不足;不散,動力消失。王船山說:“大賈富民,國之司命也?!边@是看到了聚財?shù)摹吧狻保ù阂猓┬浴9驅W之尊王進夷,散財,是目前資本家們的核心大事。

黃守愚于湘水之畔闕一廬

夏歷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初稿

西歷2019 年12月17日

夏歷己亥十二月初八日午時修訂

西歷2020 年1月2日

(本文依據(jù)本人在2019 年12月16日舉辦的“理學道州”第十屆周敦頤國際理學文化旅游節(jié)的“周敦頤學術思想與理學之鄉(xiāng)”高端論壇上發(fā)言整理和補充而成。)

|來源:天下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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