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建筑》2018年第2期

圓形圖像與世界視野

博洛尼亞圣雅各伯圣殿洛倫佐·科斯塔壁畫新解

（下）

劉 爽

4. 圓形圖像：一幅羅馬地圖？

4.1. “勝利”主題壁畫圖像特征

政治和地理在科學發(fā)展之初即產生緊密關聯(lián)，早在羅馬帝國時期，地圖已經作為政治形勢的再現(xiàn)而被繪制于墻面、畫布以及勝利游行的條幅之上，以至于有學者將“神廟中對勝利地圖（maps of victories）的勝利性展示（triumphal exhibition）”作為羅馬制圖的起源。而在14世紀，《勝利》長詩的作者彼得拉克正是將“勝利”主題與羅馬景觀聯(lián)系在一起的重要人物，使羅馬城完成了從“破碎的廢墟”到繁榮的基督教之都的轉變，并迎合了這一時期城市肖像的發(fā)展。而作為這一時期“勝利”主題創(chuàng)作的重要代表，科斯塔的“勝利”圖像不僅顯示出對彼得拉克文本的忠實承襲，更將“勝利”主題圖像中的“在地”意識融入創(chuàng)作之中，在此，本文依據此前圖像傳統(tǒng)中的各項特征，對畫面進行深入分析。

人物形象1：特殊的再現(xiàn)方式與整體布局

雖然科斯塔筆下的8個歷史事件分屬不同時空，但從其創(chuàng)作草圖中（圖05）卻可以看到這位藝術先鋒的最初設想：他以三段式的畫面布局將一系列軍事事件融合于同一時空，部分場景同《名譽的勝利》圓形空間中的相關表現(xiàn)形成高度對應關系。

圖05/科斯塔 《名譽的勝利》創(chuàng)作草圖

而在曼坦尼亞《凱撒的勝利》中，部分游行隊伍所持的羅馬軍事圖像也以分段形式顯示出羅馬大軍的攻城與凱旋場景，背景則以系列城市圖像（images of captured cities）突顯各項戰(zhàn)役的發(fā)生地——羅馬帝國，而曼坦尼亞的最初設計同樣為平行排布的三段式軍事場景（圖06），同科斯塔在草圖中的構想如出一轍。而作為這一系列的首幅作品，這幅表現(xiàn)舉旗者隊伍的圖像很可能在1486年已經陳列于舊貢查加宮廷，正是科斯塔接受委托在《凱撒的勝利》一旁另作創(chuàng)作之時，如果科斯塔確實受到曼坦尼亞這一羅馬場景的啟發(fā)，那么他為系列古羅馬事件所設定的“在地化”（Localization）場景也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圖06/曼坦尼亞 《凱撒的勝利》草圖局部

建筑物：羅馬一角

圖07/中心建筑 《名譽的勝利》局部

在科斯塔建構的圓形空間中，位于伊甸園上方的紀念柱與建筑組合（圖07）是畫面唯一完整的建筑場景，卻因科斯塔的象征性表現(xiàn)在以往研究中極少論及，但在科斯塔的故地費拉拉，我們卻能夠找到這一表現(xiàn)的來源，在斯齊法諾亞宮（Palazzo Schifanoia）“月份廳”的壁畫“十月的勝利”（il Trionfo di Settembre）中，羅貝蒂在最上方以“羅馬城”為主題在畫面中組合了系列場景，其中在遠處的城市（圖08）景觀中，有兩座圓拱式建筑和一根紀念柱，無論是色彩、結構特征還是周邊的地理物象，都幾乎與科斯塔的建筑場景一一對應。由于兩者的創(chuàng)作時間十分相近，馬爾曾在文中直接提及科斯塔“在本蒂沃意奧禮拜堂‘勝利’坦培拉創(chuàng)作過程中很可能看到這一圖像”，加上羅貝蒂此前對科斯塔的巨大影響力，后者筆下的這座獨立建筑很可能正是來自羅貝蒂的羅馬城市景觀。

圖08/羅貝蒂 城市景觀 《十月的勝利》局部 1468-1470年

人物形象2：城市的見證者——趕驢青年

在尚存爭議的三個場景中，戈扎蒂尼（Giovanni Gozzadini）與布朗曾對其中的“趕驢青年”形象進行了不同的解讀，將其視作對巴蘇斯（Ventidins Bassus）個人經歷的再現(xiàn)或勝利性隱喻。但在喬萬尼·馬卡諾瓦（Giovanni Marcanova）此前于博洛尼亞完成的系列羅馬主題抄本中（圖09），十分近似的趕驢青年形象卻出現(xiàn)在臺伯河岸，這一場景和羅馬城的聯(lián)系也是偶然嗎？

圖09/馬卡諾瓦 羅馬城郊 羅馬主題抄本繪畫 1471年

由于早期城市建設與宗教觀念的緊密關聯(lián)，源自古羅馬的“初耕”（sulcus primigenius）成為城市建設中的重要奠基儀式，并且開啟此后的戰(zhàn)車游行。這一耕地場景被藝術家們運用在圖像之中，后成為城市地圖、羅馬城市圖像的代表性場景之一，在馬卡諾瓦的抄本圖像中，“耕地”活動與羅馬城的這一緊密關聯(lián)已經得到承襲，并可能進入到科斯塔的畫面之中，從而為圓形空間中唯一的“勝利”場景提供了解釋的可能：巴蘇斯的“勝利戰(zhàn)車”正如羅馬城的開啟者，和下方的耕地青年、中心“羅馬”建筑一起，構成了永恒之城歷史的開端。

水文：一條河流

無論在中世紀世界地圖還是“名譽的勝利”圖像傳統(tǒng)中，圍繞可居大陸的環(huán)海始終是“世界”意象的重要景觀，而科斯塔卻以一條穿越伊甸園的大河將圓形空間中的人居世界劃為兩岸。而在與之近似的寰宇圖像（Cosmographic image）中，從伊甸園流向人類世界的“四條河流”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xiàn)在畫面之中，以體現(xiàn)“世界之源”的創(chuàng)世理念。雖然科斯塔筆下的單一河流同此前的任何傳統(tǒng)相背離，卻是另一類地理圖像的重要特征——地方志地圖。

在15世紀80年代，羅塞利（Francesco Rosselli）一改羅馬地圖南向的圖像傳統(tǒng)，以北為上，從而改變了地圖中臺伯河的流向，使河道自左上方延伸（圖10），以這一視角看，臺伯河的形態(tài)同科斯塔在《名譽的勝利》上部圖像中對河流的描繪十分近似，雖然這一河流對地域的劃分并非如羅馬地圖般精確，但在河流源頭、中心建筑和紀念柱同河流的相對位置上，均顯示出與羅馬地圖的緊密關聯(lián)。

圖10/古羅馬地圖 原作繪于15世紀

除此之外，更為確切的圖像依據依然來自于馬卡諾瓦，科斯塔在“尤利烏斯·凱撒穿過布林迪西”場景中所描繪的載有凱撒的航船，以近乎相同的表現(xiàn)出現(xiàn)在馬卡諾瓦的筆下的臺伯河上，從而再次將科斯塔畫面中的河流引向了這條羅馬人的生命之源。

山脈：城市中的山地景觀

雖然科斯塔的“在地化”表現(xiàn)同地志圖像更為相近，但少有城市地圖以地理景觀取代密集的地標性建筑，而在這一時期的城市圖像中，羅馬“七丘”（Seven Hills）地圖（圖11）卻以獨有的地形元素深刻影響了15-16世紀羅馬地圖的圖像表現(xiàn)，在七丘地圖中，中央的卡比托利歐山四周分布有七座山，各以相應建筑突顯自身的地形與歷史。

圖11/凱奧斯·尤里烏斯 羅馬“七丘”地圖 1538年

這種羅馬的“七丘”地圖確與和科斯塔在《名譽的勝利》上方所再現(xiàn)的地理景觀存在著直觀的相似性，因為除了凱撒與“七丘”的隱含關聯(lián)外，畫面中“眾山圍繞中央帶有具體建筑的山丘”的圖像布局，也同此類地圖的圖像傳統(tǒng)相同，足以見出羅馬地方志圖像對科斯塔《名譽的勝利》的圖像影響。

地理學地圖只記錄海灣、大型城市、國家和主要河流；而地方志地圖記錄的則是港口、城鎮(zhèn)、街道、支流等細節(jié)。

——托勒密《地理志》

正如托勒密對地理學地圖（geographical map）與地方志地圖（chorographic map）的明確區(qū)分，科斯塔的表現(xiàn)顯然屬于后者，“圓形視界”中的圖像布局、組成元素、形式特征，無不顯示出與羅馬地圖的內在關聯(lián)，他不僅改變了此前的“世界視野”，更改變了將勝利行列置于羅馬城市之中的圖像傳統(tǒng)，轉而將羅馬方志圖像應用至圖像上方，同曼坦尼亞一樣回歸了真實的羅馬游行傳統(tǒng)。而在圖像下方，這種“在地化”表現(xiàn)將再次上演。

4.2. 科斯塔“勝利”壁畫中的“在地模式”

在下方勝利行列的背景之中，科斯塔依據《神曲》文本以及細密畫家古列勒莫·吉拉勒迪（Guglielmo Giraldi）的相關描繪，再現(xiàn)了但丁與維吉爾（Vergil）的三界之旅，而在《名譽的勝利》后方的地獄場景中，科斯塔對“狄斯之城”（Dite）的描繪（圖12左）卻極不尋常，這座被火焰吞沒、被低矮城墻圍繞的城市不僅帶有多重城門，更以高塔林立的城市布局顯示出典型的博洛尼亞城市特征，同弗朗西亞此后在市政廳描繪的博洛尼亞城市圖像（圖12右）十分近似。除了其中兩座高出一般建筑的高塔同當?shù)氐摹?a href='/shuangta/' target=_blank>雙塔”地標相呼應外，朝向前景的兩座城門甚至可以在現(xiàn)存的12座城門中找到對應，相鄰的圣費里切門（Porta San Felice）和蓋列拉門（Porta Galliera）不僅處于博洛尼亞城的同一方向，更分別位于通往費拉拉與曼圖亞的要徑上，而城外繞行的水域則可能來自于城門外的運河。科斯塔似乎在以隱晦的方式將“羅馬”與“博洛尼亞”并置，從而突顯出博洛尼亞的城市地位，并使前方帶有家族成員的“勝利”行列行走在“真實的”城市場景中，進一步增強了“勝利”圖像的現(xiàn)世意味。

圖12/左：地獄 《名譽的勝利》局部；右：弗朗西亞 《地震圣母》局部 1505年

科斯塔似乎以中世紀地圖的“錯時論”手法，在《名譽的勝利》中營造出一個完整的圖像程序，那么他改變此前的“世界”意象、代之以“羅馬”地志圖像是何用意？兩幅壁畫又在這座家族禮拜堂中構建著怎樣的圖像程序？本文將在最后闡述這一轉變的圖像邏輯與現(xiàn)實意義。

5. “勝利”壁畫的圖像邏輯與文藝復興

5.1. 地理圖像與文藝復興城市“名譽”觀

地理圖像在科斯塔“勝利”主題圖像中的應用，顯示出制圖學服務于贊助人權力架構的發(fā)展趨勢，使圖像的象征作用遠遠超過其再現(xiàn)的地理邊界，而其源頭則同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名譽”觀有著極大關聯(lián)：藝術家們不僅通過重建歷史“場所”彰顯與歷史名人或古羅馬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還將其體現(xiàn)在諸多藝術主題的“在地化”表現(xiàn)之中，“勝利”主題即為其中的重要代表。

隨著城市自治力量的崛起和新地志學的發(fā)展，地理圖像不再作為文本的附庸，以“在地化”的“城市肖像”彰顯出各自在外部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而同這一時期政治中心、永恒之城羅馬的關聯(lián)，則形塑了諸多城市的早期歷史，正如阿西西圣方濟各教堂（Basilica of San Francesco of Assisi）由契馬布埃（Cimabue）繪制的“世界圖景”，羅馬不僅指代著整個意大利（Ytalia），更足以代表但丁筆下的“世界帝國”。在錫耶納市政廳、卡斯蒂廖內奧洛納（Castiline Olona）的學院洗禮堂（Baptistery of the Collegiata）以及貢扎加家族府邸中，都繪有清晰的羅馬地圖或城市圖景，以這座城市的昔日榮光來突顯自身領土的不朽聲名。

這種城市“名譽觀”在以地圖為主導的圖像空間中達到頂峰，使“地圖廳”（Sala del Mappamondo）在15世紀后的意大利不斷出現(xiàn)，將本土的政治、經濟決策與文化認知投射于世界圖景之上，以地圖與文本的緊密結合成為區(qū)域文化與歷史知識的當代轉譯。而在這種對世界的感性塑造背后，正是地理學與制圖學的巨大推動作用。

5.2. 科斯塔《名譽的勝利》與《死亡的勝利》的圖像程序

在上述城市背景下，科斯塔以對“羅馬”的強調和“在地化”表現(xiàn)延伸出整個“勝利”圖像的敘事邏輯。從地獄后方開始，觀者的目光通過蜿蜒山路延伸至前方的“勝利”行列，進而匯聚于畫面的視覺中心——圓形空間，以羅馬地志圖像突顯出這座“名譽之城”的重要位置。而從《名譽的勝利》到《死亡的勝利》，觀者再次以煉獄為“起點”展開相應的圖像邏輯，以近似的路徑抵達永恒的神圣天國，至此完成了整個“勝利”壁畫的圖像程序——“從地獄到天堂”的空間體系。

而《名譽的勝利》上方的地志圖景則以中央的“創(chuàng)世紀”場景顯示出“世界的初生時刻”，四周的系列歷史事件作為人類歷史的進一步延續(xù)，使整個圓形空間呈現(xiàn)出人居世界的誕生與發(fā)展。在兩幅畫面下方，多達11位本蒂沃意奧家族成員及社會各層代表參與其中的行進行列，以及后方影射博洛尼亞的狄斯之城，共同形成了特征鮮明的當下“現(xiàn)實”。但歷史的進程并未止步于此，觀者的目光最終通過死神手中的鐮刀進入上方的“榮耀世界”，從而突顯出天國在畫面中的最高地位——未來，至此也在“勝利”壁畫的畫面中建立起“從歷史到未來”的時間體系。

而在上述這一“圖像時空”中，本蒂沃意奧家族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

喬萬尼的光芒照耀著本蒂沃意奧，這一次是在羅馬的凱撒的光輝下。

在《名譽的勝利》上方，科斯塔表現(xiàn)的系列歷史場景以一位人物軍事力量的集中表現(xiàn)，使圖像成為昔日羅馬帝國的縮影——尤利烏斯·凱撒。而正如圣多納托街的圣馬可教堂（San Marco）大門銘文所示，這位羅馬元勛在現(xiàn)實中的指向正是博洛尼亞的當任統(tǒng)治者——喬萬尼二世，1487年，一篇圍繞喬萬尼的詩作在安尼巴萊的婚禮上發(fā)布：“……他在博洛尼亞，猶如奧古斯都在羅馬”。因此，與其說科斯塔是通過凱撒再現(xiàn)羅馬的軍事力量，不如說是通過凱撒的軍事力量，突顯這位現(xiàn)世統(tǒng)治者的強大實力，并以“羅馬”寄托城市的政治理想。而本蒂沃意奧家族則作為“勝利”游行的重要參與者，在永恒之城的庇佑下，見證甚至參與了圖像中的“歷史”。

正如科斯塔在《名譽的勝利》中的圖像寓言，危機同樣來自于羅馬，1506年，教皇尤利烏斯二世（Julius II）進駐博洛尼亞，喬萬尼二世垮臺，曾數(shù)次震懾敵軍的圣雅各伯圣殿的鐘樓，也再未為這個家族響起過。

6. 結語

雖然本蒂沃意奧家族的歷史結束了，但地理圖像在這一時期的發(fā)展才剛剛開始，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制圖者的視野，更是整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早期城市獨立意識、個人主義思想的覺醒。1490年，科斯塔利用《凱撒的勝利》等圖像對羅馬游行傳統(tǒng)的復興，完成了《名譽的勝利》這一圖像創(chuàng)造，用雙重“在地化”表現(xiàn)建立起從地獄到天堂、從歷史到未來的圖像時空，以投向古代卻立足當下的目光，映射著家族的歷史和未來。17世紀，比利時畫家彼得·斯內爾斯（Peter Snayers）以系列融合地圖與軍事場景的作品（圖13）為自己贏得了聲名，也許他未曾想過，在15世紀的意大利北方，一個家族禮拜堂中已經有了這樣廣闊的視野。

圖13/彼得·斯內爾斯 《1641年普雷斯尼茨圍城》 1648年

在中世紀晚期，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走向沒落，“人之城”的聲名與榮耀等待著幾十年后的文藝復興，但地理圖像所具備的“形象的力量”已經出現(xiàn)，在本蒂沃意奧家族的見證下，科斯塔在這一時期的圖像創(chuàng)造正是此后壯闊圖景的一個開端。

全文完，圖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發(fā)布版本略有改動。

劉爽，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從事西方美術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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