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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塊遺落在蒙古國的漢朝石刻,見證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這句耳熟能詳的話語,是一個偉大王朝的官員在維護自己國家利益時,對外所展現出來的霸氣,而這種霸氣的背后所折射出來的則是這個王朝的民眾在強大國力的庇護下,從內心深處生出來的對自己民族身份的強烈歸屬感和榮譽感。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這句話,追隨著歷史的長河流傳了兩千年,如今,每每提起,依然讓人血脈僨張。

說這句話的人,叫陳湯,這是他在漢朝西域都護副校尉的任上,為了維護大漢王朝在西域的主權及影響力,對北匈奴主動發(fā)動強有力的軍事進攻,在拔了北匈奴的王庭郅支城,誅殺了北匈奴首領郅支單于后,向漢元帝劉奭匯報這次軍事行動的成果時所作出的一句結語。

建昭三年……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康、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臣湯將義兵,行天誅……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書·陳湯傳》

陳湯像

而令人惋惜的是,長期以來,如此霸氣的王朝,如此霸氣的軍隊,如此霸氣的話語,作為后人的我們,卻只能在茂陵前想象著那位小名叫”劉小豬”的帝王對外施展的凌厲手段,只能在衛(wèi)青、霍去病二人墓前暢想千年前漢軍馳騁草原的勇猛,只能從史書中去尋找漢朝人從內心深處所散發(fā)出來的傲氣,卻找不到一處遺址或文物,來證實千年前的漢朝人擁有的那股“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傲骨和霸氣。

史書有記載,但如果有實物加以印證,那更是相得益彰。幸而,這種歷史遺憾,在2017年得到了彌補。

2017年8月15日,蒙古成吉思汗大學宣布,他們在和中國內蒙古大學專家的聯(lián)合考察下,于1990年在其國境內杭愛山南麓發(fā)現的漢字摩崖石刻,就是記錄在中國史書《后漢書》中的班固所作的《封燕然山銘》。

《封燕然山銘》拓片

根據兩國考古人員的研究結論,這塊摩崖石刻寬1.3米、高約0.94米,離地4米多高,歷經近兩千年的風吹雨打,冰雪侵蝕,石刻早已布滿了歲月的斑駁,依稀能辨別的還有260余字,內容和《后漢書》中所紀錄的大體一致。

這一考古的發(fā)現,轟動中國。

因為這不僅證實了《封燕然山銘》的真實性,也客觀印證了漢朝的強大。雖然這是東漢的邊塞紀功碑,距陳湯發(fā)出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外交宣言已有一百二十余年,但它卻能傲然地向世人宣告:大漢,是藍星上最強大的國家,不容他人侵犯。

這塊石刻也就成為東漢在外交上秉承西漢“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國家政治、軍事戰(zhàn)略的有力證據。

為何這么說?

漢軍

眾所周知,漢朝繼承秦朝的政治遺產后,在面對匈奴的南侵時,是由最初的忍讓一步步走向反擊,從而給自己打上了“強漢”的歷史標簽。

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冒頓單于率軍南下攻打漢朝,兵圍馬邑,挑起了匈漢戰(zhàn)爭。

此時的馬邑,雖然名義上歸屬漢朝,但在行政規(guī)劃上屬于漢朝分封的諸侯國韓國治下的城池。

面對來勢洶洶的匈奴大軍,封地在太原的漢朝異姓王韓信(姬姓,韓氏,為戰(zhàn)國韓襄王姬倉的庶孫,漢朝開國功臣,和漢淮陰侯韓信同名),非但不抵抗,反而在太原揭竿叛亂,聯(lián)合匈奴共同攻打漢朝。

韓王信的此舉,嚴重影響了漢朝的統(tǒng)治,同時也對漢朝其他諸侯王起到了一個惡性的表率。

這對漢高祖劉邦來說,是無法容忍的。故而,公元前200年冬,他親率大軍出征,一是抵抗匈奴南下,二是鎮(zhèn)壓韓王信的叛亂。

漢高祖劉邦

劉邦是秦末漢初的戰(zhàn)略家、軍事家,但他的對手,冒頓單于遠比劉邦想象中強大得多。

此時的冒頓,不僅統(tǒng)一了匈奴,控制了漠北各族,還趁著中原戰(zhàn)亂之際奪回了被秦朝大將蒙恬占領的匈奴故地,建立了一個擁有騎兵30余萬,疆土東達遼河流域,西至蔥嶺,北抵貝加爾湖一帶,南臨秦長城并能隨時入侵漢地的大帝國。

當然,在鐵與血中建立大漢王朝的劉邦并不畏懼,但他犯了輕敵冒進的軍事錯誤,或者說中了冒頓單于示弱誘惑之計,在最初的幾場戰(zhàn)役中擊敗韓王信和匈奴的聯(lián)軍后,不等大軍齊集就一路追擊匈奴,最后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遭遇大雪,被匈奴圍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無法逃脫。

如果不是和匈奴聯(lián)手攻漢的韓王信部將王黃、趙利期始終沒有出現在白登山下,讓冒頓心生疑慮,加上他的寵妃閼氏吹了枕邊風,被匈奴圍得饑寒交迫、人困馬乏的劉邦可能就交代在這白登山了。

正是白登之圍后,漢朝對匈奴的軍事戰(zhàn)略由進攻改為了防守,漢朝統(tǒng)治者也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親政策來換取國內安穩(wěn)的發(fā)展環(huán)境。

但即使如此,匈奴南下侵漢的舉動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

據統(tǒng)計,從高祖“白登之圍”后(公元前200年),到漢景帝駕崩(公元前141年),60年的時間里,匈奴有組織地大規(guī)模入侵,以及小股軍隊寇邊,不計千余次,甚至還在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決定出兵南下,策應漢趙王劉遂,幫助他參與七王之亂。

匈奴的反復無常,讓漢朝上下無時無刻不想著反擊,而和親,這種在政治上有著強烈恥辱的對外國策,在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徹底結束。

這一年夏季,漢使聶壹以出售馬邑城為由,聯(lián)合韓安國、李廣、公孫賀、王恢等人,在馬邑設下伏兵三十余萬人,誘騙軍臣單于入塞,準備襲殺,但快到馬邑的途中被軍臣單于識破,自此,漢匈和親斷絕,此計,史稱“馬邑之謀”。

陰謀不行,那就用陽謀!

漢武帝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匈奴再次犯邊,漢朝分四路出擊,在公孫敖、公孫賀、李廣都無所獲的情況下,車騎將軍衛(wèi)青兵至龍城,斬首七百,從此,拉開了漢朝反擊匈奴的序幕。

這一反擊,持續(xù)了四十四年之久,這對漢匈雙方都是一個拼綜合國力的艱苦過程。

而這個結果就是,在漢軍的打擊下,匈奴要么遠遁,要么屈服在漢朝的鐵騎之下。但匈奴從來不是一個安分的民族,他們對中原一直虎視眈眈,時刻準備著反噬漢朝。

我們知道,漢武帝統(tǒng)治后期,漢朝中樞發(fā)生了一系列動蕩;尤其是在漢武帝駕崩后,漢朝一度陷入政治危機。直到漢宣帝劉詢登基后,漢朝中樞才再次恢復穩(wěn)定,無論國土還是經濟、文化、軍事,都達到了漢朝統(tǒng)治的巔峰,但到了漢元帝劉奭(劉詢之子)統(tǒng)治的時候,即:公元前48年到公元前33年間,漢朝逐漸出現頹廢氣象。

中央,外戚、儒臣、宦官三方勢力角逐;在地方,豪強地主兼并成風,社會危機開始加劇。

這一切,讓長期和漢朝打交道的匈奴人看得很明白。

所以,盡管匈奴已由統(tǒng)一的強大王庭分裂成南北王庭對立的形勢,但北匈奴依然是草原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依然可以蠶食漢朝在西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故而,在南匈奴舉部南下向漢稱臣后,北匈奴在郅支單于的帶領下,一路向西發(fā)展,控制了西域各族,嚴重影響了漢朝在西域的影響力和統(tǒng)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漢朝西域都護騎副都尉陳湯,才會舉漢軍及西域屬國等聯(lián)軍4萬余人,對北匈奴發(fā)起進攻,攻破北匈奴王城,即:郅支城,郅支單于被漢軍誅殺,漢朝再一次穩(wěn)固了在西域地區(qū)的統(tǒng)治,才有了“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千古名言!

從高祖白登被圍,到陳湯西域揚威,西漢的對外發(fā)展史其實就是一部不屈地抗擊外族的戰(zhàn)爭史。

漢朝軍隊

北匈奴的郅支單于被陳湯誅殺了,退出了歷史舞臺,而降漢的南匈奴因不滿篡漢的王莽將他們一分十五,怒而反抗,到了東漢之初,再次分裂南北兩支,北匈奴再次在漠北崛起,猶如打不死的小強,稱雄西域。

而以繼承西漢衣缽自稱的東漢,勢必要恢復在西域的霸主地位,但這種地位靠嘴皮子是行不通的,因為此時的西域各國和漠北各族在匈奴的刀劍下,或和漢朝關系疏遠,或追隨匈奴侵犯漢境。

所以只有打敗匈奴,讓漢軍旗幟再次飄揚在天山,讓漢軍騎兵再次馳騁在草原之上,才能降服西域漠北各族,才能奪回對西域的統(tǒng)治,這個國家戰(zhàn)略目標,竇憲做到了。

蒙古國的杭愛山,在中國的史書中稱燕然山。

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的一天,漢車騎將軍竇憲領軍北上,在稽落山(今蒙古國汗呼赫山脈)和北匈奴發(fā)生了一場決定性的戰(zhàn)役,這一戰(zhàn),迫使北匈奴再次遠遁,漢軍乘勝窮追。

當漢軍一路追擊到燕然山時,通過斬殺、俘虜、歸降的匈奴人已經高達二十余萬,竇憲成功地將東漢北疆國境線開拓到了燕然山,東漢在西域的霸權得以確立。

既然打得北匈奴遠遁不敢歸來,漢王朝的北疆得以安寧,大軍遲早是要歸國的,不可能長期駐扎在高原漠北,所以只能扶持聽話的胡虜留在這里,替大漢朝看門。

竇憲深知,現在雖然馴服了虎狼,但虎狼的狠是刻在骨子里的,是不可掉以輕心的,今天打敗了匈奴,也許明天會跑來另一個不怕死的來挑釁大漢威嚴,所以必須在漠北留下點什么。

巍峨的燕然山見證了這一切,那么就將這次赫赫軍功鑿刻于此,大漢連山川都能踩在腳下,何況是你們這群胡虜?

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余,與北單于戰(zhàn)于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余萬頭,于是溫犢須、曰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后二十余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漢書·竇憲傳》

《封燕然山銘》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它是繼陳湯發(fā)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外交語言武器之后,大漢王朝對異族再一次展現強大的肱二頭肌的最直接的物證。

班固,《封燕然山銘》作者

西漢、東漢一脈相承!

石刻完工之后,借燕然山之勢矗立在高原之上,俯視漠北草原的各部族眾生,它猶如一把懸掛在草原各部族頭上的利劍,在日月的照耀下泛著寒光,似乎在提醒著他們,如果敢向漢朝伸出不應該伸出的手,那么等待他們的將是大漢朝最殘酷的審判!

正因為如此,“燕然勒功”也一躍成為和“封狼居胥”并駕齊驅的古人追求軍功的最高榮譽!

燕然勒功之后,永元三年(公元91年),竇憲派遣部將耿夔、任尚出兵金微山,滅了北匈奴,鎮(zhèn)懾胡虜,解決了漢朝的北疆威脅。

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夏,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擊北虜于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眾。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漢書·竇憲傳》

汪郎說:

漢軍的極盛武功,給竇憲帶來了在洛陽城中囂張跋扈的資本,最后,他雖然沒有逃過帝王的清算,不得不自殺謝罪,但他生前的武略,卻為皇帝劉肇解決了外敵侵擾邊疆的煩惱,給東漢帶來了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

正是因為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從外戚手中奪回權力的劉肇,一面繼續(xù)發(fā)揮漢軍的武勇,一面勵精圖治,勞謙有終,完成了自漢光武帝中興漢室后國力達到鼎盛的最強大帝國的歷史使命,史稱“永元之隆”。

自中興以后,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辟土世廣。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漢書·帝紀四》

如今,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爭鳴,湮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烽火邊城,曾經的興亡盛衰早已湮沒在厚厚的史書中,離我們已有了近兩千年。

汪郎曾經不止一次地在夢中追問那位身穿漢服的古代史官,竇憲究竟有沒有后悔過燕然勒功?

他笑著說,擔當生前事,何計身后評,“封燕然山銘”石刻既已重現天日,不必糾結其他,只要不忘曾經有個王朝名“漢”,漢魂不滅,當在人間馳騁縱橫。

夢醒,精神不滅,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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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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