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對于夏王朝的研究實際上是充滿了無奈的，因為目前發(fā)現的和夏王朝同時期的遺址并沒有出土像殷商甲骨文那樣大規(guī)模的文字記錄，所以我們只能從眾多龍山文化時期的陶器上尋找答案――對于上古史的研究，陶器的形制與器物的組合包括陶器的紋飾都是判斷該處遺址族屬的重要標志，當然這種分類研究相對于普通人而言無疑是乏味而難以理解的，所以在這里我就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一下：這個道理就像是今天的南方人喜歡吃米，北方人喜歡吃面，吃米（米湯，稀飯）需要小鍋來煮，吃面食（饅頭大餅）則需要籠屜蒸鍋，各地的習慣不同。放在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代則是各部族的習慣不同，留下的器物自然也不同。所以今天我們就是依靠著這些器物的風格以及組合特點還有出土地點的分布狀況，從而判斷各部族的生活范圍，再結合史書記載，找出夏王朝的大宗――夏后氏部族的分布狀況，最終將夏這個神秘的王朝的真實面貌還原出來。

有人說，當下沒有出土過夏代的文物，沒有發(fā)現夏代的遺址。其實這句話不全對，在近幾十年的考古發(fā)掘中，很多和夏朝同時期的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早期的遺址被發(fā)掘出來，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河南中部以及山西南部――這無疑和歷史上記載的夏王朝的中央區(qū)域極其吻合。而在一些龍山文化遺址中所呈現的考古現象甚至和史書上對于夏朝和夏朝之前與夏后氏有關的史實完全符合。

《左傳·哀公七年》記載說："禹會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這段話表達的意思就是：大禹（姒文命）在涂山這個地方召集諸侯，手執(zhí)玉帛祭祀上天。毫無疑問這次大會名義上是名義上是祭祀上天，實際上是各個部落方國向夏后氏效忠的一場大會，完全可以這么說，這場涂山大會勾勒出了夏王朝的雛形。

在安徽省蚌埠市涂山南麓、淮河東岸的禹會區(qū)秦集鎮(zhèn)禹會村一帶發(fā)現了大規(guī)模的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包括大量的祭祀遺址。更值得注意的是，遺址中出土的陶器包含了河南龍山文化，山西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甚至包括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地被稱為禹會村，遺址中的各種文化因素十分豐富，又有大量的祭祀遺址，不能不讓人聯想到禹會涂山，或者完全可以這么說，禹會村遺址就是禹會涂山在考古學上的反映。

禹征三苗是中國上古時代， 距今4000多年前，北方的華夏族部落聯盟在禹的帶領下，同南方的三苗部落聯盟為了爭奪奴隸和生存空間而進行的一場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結束后，中原的堯舜禹勢力徹底壓服了南方的三苗勢力，華夏大地的形勢由三足鼎立（華夏東夷三苗）轉化為東西爭雄（華夏東夷）。在今天的河南南部以及湖北地區(qū)發(fā)現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以及屈家?guī)X文化二期的墓葬都出現了中原龍山文化的因素，這些古代遺址的居民依舊是屈家?guī)X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先民的后代，而石家河文化晚期的古城城墻很多都被推倒了，征服者推倒了被征服者的城墻。這些考古現象都和史書上的記載一致，雖然我們沒有發(fā)現可以釋讀的文字，但是這些遺址現象已經完全可以證明史書上的記載。

《書·禹貢》:“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在夏朝，玄圭代表了一方諸侯的王權，舜把玄圭賜給禹，實際上就完成了對禹的分封。這種堯舜禹以及夏代的玉器在全國范圍內都有出土，這也就是說明在4000多年前，受到夏禮影響的地區(qū)不止在黃河流域。而夏禮的傳播必然有一個強大的文化政權作為支持。

在今天的河南山西地區(qū)發(fā)現的大型史前城址實際上并不止二里頭遺址。比如河南新密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墻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山西夏縣遺址，東趙遺址，新鄭望京樓遺址，陶寺遺址，陜北石岇遺址等等。雖然目前并沒有發(fā)現夏代的文字，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已經發(fā)現的遺址和文物和史書記載進行判斷，這些證據已經完全可以印證夏王朝的存在。

我特別注意了一下現在網絡上關于夏代的討論。作為一個普通的學生，我覺得挺失望的，很多網民對于夏代的爭論往往都會帶著極其嚴重的地域色彩和反權威的味道，甚至為了這些不惜反智，不惜胡說八道。你說人家專家胡說八道，那請你拿出證據來證明你自己的觀點，對于歷史的證明和討論可不是誰聲音大誰就對，那是要講實際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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