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幢機關大樓曾是租界巡捕房，如今成歷史建筑永久保留
這棟百年歷史的建筑，見證了那個年代中華民族遭受的屈辱以及紅色革命的足跡。
上海市黃浦區(qū)建國中路22號，今黃浦區(qū)人民檢察院所在地，一棟紅磚砌墻的大樓格外顯眼。這里曾是原法租界警務處暨中央巡捕房所在地。從1918年大樓正式建成，到1945年法國將其歸還給中國，這里是管轄法租界的一大權力機構。
修繕后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舊址，如今是黃浦區(qū)人民檢察院所在地
期間，這里逮捕關押過許多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因此有人說，這棟歷經百年風霜的建筑，見證了那個年代中華民族遭受的屈辱以及紅色革命的足跡。
昔日的巡捕房，如今的優(yōu)秀歷史建筑
法租界警務處最初只是一個設立于1856年的小捕房，后來不斷擴大規(guī)模，到1914年，法租界警務處成為獨立的機關，直屬總領署管轄，下設秘書處、偵探處和政治部等單位，先后在法租界設立了中央、小東門、麥蘭、霞飛、貝當、福煦6個分區(qū)捕房。1911年以后，法租界警務處和會審公廨、監(jiān)獄等重要機構都比較集中地設在薛華立路（今建國中路）一帶。
1918年1月，法租界警務處暨中央巡捕房正式建成。這棟位于薛華立路22號的建筑物占地面積1640平方米，使用面積共5772平方米，耗資11萬銀兩。1928年7月，由于機構更趨龐大，辦公用房緊缺，便從原來的三層擴建為四層大樓，即現在這個模樣。
擴建前的法租界中央巡捕房，位于薛華立路22號（今建國中路22號）
在所有部門中，政治部是審理政治案件的重要機構，專門迫害、鎮(zhèn)壓共產黨人、愛國志士、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領袖等革命者。當時有大批的革命者，就是在內外反動派勾結下，被從法租界“引渡”給中國反動政府而遭到殘殺。
從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社會各界要求收回法租界會審公廨，維護國家司法主權的呼聲日漸高漲。1931年7月28日，存在了62年之久的法租界會審公廨被撤銷。但是會審公廨及其配套機構中央巡捕房真正歸還給中國政府，已經是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了。
1931年8月1日，法國將法租界會審公廨移交給中國政府。圖為出席儀式的中外要員
2014年4月，這里被列入上海市“新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作為上海市優(yōu)秀歷史建筑，成了法定保護的永久保留建筑。在學者看來，這里書寫著近代上海司法、警政演變的歷史譜系，建筑物本身也凝固著上海城市特有的歷史記憶。
與中國共產黨結下“不解之緣”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共中央長期駐扎在上海辦公，指導全國革命工作。因此也成了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眼中釘、肉中刺”。
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外籍巡捕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就在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時，一個名叫程子卿的密探突然闖入會場，隨后又以找錯地方的借口離開。來自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當機立斷，提出要立刻轉移會議地點。因此，共產黨人及時地轉移到了嘉興南湖的一艘船上。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個程子卿正是政治部的一名密探。
法租界老巡捕薛耕莘回憶，政治部所有人員皆穿便衣，專門同國內的官僚、政客、軍閥、豪紳、地痞流氓等反動勢力勾結，刺探情報。程子卿原是米店學徒，1905年進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至1943年，一直做到探長職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其也曾幫助宋慶齡營救進步人士，因此對其作出寬大處理。
1921年9、10月間，漁陽里二號陳獨秀的家被法國巡捕房查抄，負責這一行動的也是程子卿。當時被捕的除陳獨秀夫婦外，還有楊明齋、柯慶施和包惠僧。據包惠僧回憶，當天下午，他們在樓下客廳里閑談，陳獨秀在樓上，突然有人敲門，說想找陳獨秀。見眼前幾人形跡可疑，包惠僧便謊稱陳獨秀不在家，陳獨秀則下樓來想從后門出去。但此時，后門已有武裝巡捕把守，不準出門。隨后，一行人被帶往總巡捕房。
在得知陳獨秀被帶走后，張?zhí)缀婉R林立刻著手組織營救。包惠僧在回憶錄中寫道：“馬林是有經驗的人，他知道巡捕房除了對進步人士進行迫害外，還要敲竹杠。在馬林出錢，張?zhí)椎瘸隽Φ那闆r下，才把我們保了出來。他們還請了一個名叫巴和的外國律師為陳獨秀辯護??????因為經過了一次風險，彼此之間的成見也逐漸消除了，馬林的意見才為陳獨秀所接受?！?/p>
“七君子”中，3人由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籠罩整個上海都市。期間，作家、中共地下黨員任白戈，曾任中共中央委員的鄧中夏及其妻子李瑛，曾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fā)等，均是被中央巡捕房逮捕、關押。
1931年，因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打擊，鄧中夏從湘鄂西根據地來到上海，和妻子李瑛生活在一起。1933年，化名“施義”的他遭叛徒出賣，被關押在中央巡捕房。得知消息后，進步律師史良立刻趕往會見，并為鄧中夏制定了辯護策略。在開庭審理時，史良和另一名律師董康共同作為辯護人出庭，成功地讓法庭作出了“不準移提，可以保釋”的裁定。不料，因為一同被捕的人員叛變，供出了鄧中夏的真實身份，最終導致鄧中夏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據法租界公董局年報記載，“法警務處政治部于1934年前，逮捕共產黨人工作更形緊張。一年間，關于共產黨案件先后捕獲70人，其中有14人由法租界判罰，還有51人均引渡于中心內地”。
鄒韜奮所著《經歷》，記載了他和史良等進步人士被巡捕房的這一段歷史
1936年11月，法租界中央巡捕房還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逮捕了當時住在法租界的救國會領袖鄒韜奮、史良和章乃器3位愛國志士。救國會是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潮中，由國內各階層人民和海外華僑的代表在上海成立的抗日進步團體，該會發(fā)表公開信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毛澤東主席的復信。這也觸怒了南京政府，他們于1936年11月23日凌晨，通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捕房，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這就是“七君子”事件。
最后，因為社會各界反響強烈，“七君子”得以被釋放。
（本文參考資料、圖片來自黃浦區(qū)人民檢察院、《近代上海城市的特殊記憶-法租界會審公廨與警務處舊址》）
本文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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