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路上“紅色秘密基地”：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
位于江蘇路389弄深處的一幢寧靜小樓，曾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共中央上海局機關舊址。斑駁的地板、模糊的相片、樸素的家具……記錄著昔日的時光。
嚴格執(zhí)行“隱蔽精干”方針
1946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947年1月16日，改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1947年5月6日，為了加強與調(diào)整我黨在蔣管區(qū)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正式改名中共中央上海局，管轄長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黨的組織與工作，必要時指導香港分局。上海局由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張明）4名委員組成，劉曉為書記，負責全面領導；劉長勝為副書記，主要分管上海市委和職工運動；錢瑛為組織部部長，負責上海中央局領導的各省、區(qū)黨組織及青年組、全國學聯(lián)黨組的工作；劉少文負責情報工作（1948年10月由吳克堅接替劉少文工作）。
此外，專設了文化、工商統(tǒng)戰(zhàn)委員會，由張執(zhí)一負責工商界與上層民主人士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沙文漢負責文化宣傳工作。在這個委員會的推動下，上海進步教授組織了“上海各大學民主教授聯(lián)誼會”（大教聯(lián)）；同時上海局創(chuàng)辦了《聯(lián)合日報》《聯(lián)合晚報》等報紙，以及《文萃》《文摘》《真理與自由》《現(xiàn)代婦女》等刊物。
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zhí)一，副書記林楓（1948年秋任書記），委員周克（1948年秋任副書記）、王錫珍、丁瑜。管轄范圍是除了上海、南京以外的蘇南中等城市以及浙東地區(qū)、杭州及杭嘉湖地區(qū)、淞滬地區(qū)和上海近郊各縣的黨組織及黨所領導的部分武裝游擊隊。為了更好地領導策反工作，1948年11月，又設立了“策反工作委員會”，由張執(zhí)一任書記、沙文漢任副書記，委員王錫珍、李正文、田云樵。
1949年4月，張執(zhí)一離開上海，策反委轉(zhuǎn)由沙文漢領導。策反委成功策反了國民黨國防部陸軍預備干部局局長兼陸軍預備干部訓練團團長又兼第一總隊總隊長賈亦斌率所部4000多人在嘉興起義；國民黨空軍第八大隊中尉飛行員俞渤等人駕駛重型轟炸機起義；“重慶號”巡洋艦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起義；國民黨海防第二艦隊起義等，為加速上海解放進程及保護城市基礎設施作出了重大貢獻。
根據(jù)中央指示，上海局采取少開全體會議、多作政策指導、委員分工負責、平行組織、單線領導、黨員轉(zhuǎn)地不轉(zhuǎn)關系等組織原則和工作方法，嚴格執(zhí)行“隱蔽精干”的方針，確保領導機關的機密性和對下屬領導的持續(xù)性，在國統(tǒng)區(qū)開辟了人民革命的“第二戰(zhàn)線”，有力地配合了解放軍的正面戰(zhàn)場。上海局的建立也是抗戰(zhàn)勝利后黨的工作重心從農(nóng)村轉(zhuǎn)回城市的重要標志，是中央對城市工作的重要部署，為保障解放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在國統(tǒng)區(qū)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江蘇路永樂邨21號
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海有幾處重要的場所，如愚谷村121號（今南京西路1892弄121號），一棟雙幢三層的樓房，三面有門，北通愚園路，南臨南京西路，東為烏魯木齊北路，底層是以王辛南與黨外人士林俊卿醫(yī)生名義開辦的中華醫(yī)藥化驗所，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來開會時，手里常常拿些糕點、玩具之類的禮物，裝成客人的樣子，會議結(jié)束便由三個門相繼離去。1948年年底，隨著中華醫(yī)藥化驗所的停辦，此處隨即停止了使用。如馬立斯新村（今重慶北路216弄52號），這處房產(chǎn)原為美國海軍所有，1947年春，經(jīng)上海局指示，由黨的老交通員熊志華租下，上海局偶爾在此開會，1948年6月停止了使用。再如，新閘路來安坊（今新閘路1576弄5號），一幢二層的樓房，住著地下黨員周綺林與她的母親。1946年八九月間，上海地下黨準備在此設立電臺，并派江聞道、沈德鈞夫婦搬來二樓居住，以此掩護電臺報務員鄭惠英的工作。后因周圍環(huán)境不利發(fā)報，電臺一直沒有啟用。1947年9月，鄭惠英撤走，周綺霖暫時離滬，江聞道夫婦仍住在這里，之后便成了上海局的機關之一，劉曉、劉長勝、劉少文不定期在這里碰面，張執(zhí)一、沙漢文、張承宗也時而前來參與討論或匯報工作。另外，還有愚園路81號二樓，和福履里路、臺拉斯脫路口（今建國西路384弄10號），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江蘇路永樂邨21號（今江蘇路389弄21號）了。
1945年9月，根據(jù)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劉長勝指示，王辛南以私人名義租下了江蘇路永樂邨21號。這幢假四層樓房，建造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位于永樂邨弄堂底，周圍僻靜隱蔽。當年的布置，一樓是張執(zhí)一、方行兩家老人和孩子日常的活動場所與餐廳，方行、王辛南夫婦住在二樓，張執(zhí)一、王曦夫婦住在三樓，三樓也是領導成員開會、研究工作的地方。四樓平時放些雜物，1946年4月，馮文彬由延安來上海，在四樓住了約3個月，他走后不久，錢瑛從南京調(diào)來上海工作，同樣住在四樓，住了約1個月。
在永樂邨21號經(jīng)常開會的有劉曉、劉長勝、錢瑛、劉少文，還有張執(zhí)一、張承宗。會議內(nèi)容以討論中央指示、上海局勢、政策、策略、重大斗爭為主，具體不涉及人事組織。每次開會時，桌上放有麻將或撲克牌作掩護，方行、王辛南則在樓下“望風”，散會后，再負責把“客人”送走。劉長勝指示方行、王辛南夫婦負責掩護張執(zhí)一全家，既需保全這里作為高層領導開會的機密場所，兩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完全由王辛南出面一一照應。
戶口檢查應對有驚無險
1948年8月，國民黨借口重新分發(fā)身份證而進行戶口檢查，規(guī)定各戶在輪到檢查時必須守候在家，并需以照片核對。這項針對中共地下組織的清查計劃，無疑對永樂邨構(gòu)成巨大威脅。劉曉、劉長勝、張執(zhí)一和張承宗在永樂邨開會研究如何應對，最后決定暫時轉(zhuǎn)移去杭州以保安全。于是，假托有幾位上海資本家要去杭州名剎做佛事，請佛教界著名居士趙樸初備函，介紹劉曉、劉長勝、張執(zhí)一和張承宗，由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拜訪凈慈寺方丈。方丈得知5位是來大做佛事（打水陸）的，分外殷勤，安排他們住在了深院獨立小屋。在與方丈談完佛事之后，他們決定在寺內(nèi)小住幾天再回去，時值天氣炎熱，以白天不宜外出至晚間才能游湖賞月為由，劉和張等4人白天在室內(nèi)佯作打牌消遣，實為開會議事，方行帶著6歲的張紀生（張執(zhí)一長女）在院子里玩耍觀察動靜。一行人住了約一個星期，得到王辛南的上海來信，知道上海的戶口大檢查已經(jīng)過去，大家才分頭返回。
還有一次，張執(zhí)一聯(lián)系的一位國民黨立法委員被捕了，特務機關知道他與共產(chǎn)黨某位高級干部時有往來，卻限于消息，只知這位干部姓張，湖北人，是個胖子。見那位立法委員死不招供，特務轉(zhuǎn)而用槍逼著他的司機開車去送“胖子”客人回家的地方。司機開到張家附近停下，解釋說自己忙于開車掉頭，不曾見到客人下車后離去的方向，特務無奈到派出所查戶口簿，查到有三家姓張的湖北人，于是一家一家找胖子，排除兩家后，來到了永樂邨21號。
那天，恰巧張執(zhí)一的夫人王曦在，國民黨問王曦要她先生單獨的相片，王曦是地下黨高級干部，有經(jīng)驗，打扮和舉止如尋常上海家庭婦女一般。她取來一張全家福，對特務說先生到南京做生意去了，只有這一張，沒有單獨照過，你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國民黨之所以要單獨相片，是因為當年的拍照技術比較差，單人照片相對來說更加清晰，便于他們比對指認。晚年張紀生回憶說：“那時候國民黨還是認為共產(chǎn)黨員都比較窮，看我家里條件都還不錯，傭人、廚師、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沒要到單獨的照片，他們也就作罷離開了。”
由于掩護方式的異常嚴密謹慎，中共中央上海局這一最大的“紅色秘密機關”從未暴露，以至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時間，哪怕今天，我們?nèi)匀粚Πl(fā)生在這里的那些故事，了解得少之又少。據(jù)說，當年家中兩名傭人雖然與兩家老小在一起生活多年，卻對房屋主人從事的工作毫無所知，直到上海解放，看到住在這里的“先生”“小姐”“太太”個個穿上了解放軍軍裝，他們驚得目瞪口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方行與張執(zhí)一兩家先后搬離了永樂邨21號，接著王辛南的親戚來住過一段時間。1950年，按劉長勝的指示，房子移交給了上海市總工會。當時劉長勝給方行寫了一張便條：
方行同志：請你寫一介紹信給你的親戚（關于江蘇路愚園路的一座房子），言明由上海總工會丁盛雅同志去接洽。請將此介紹信直接交王玉昆同志。
1981年，張執(zhí)一從北京來到上海，特意去看了永樂邨這幢他曾經(jīng)生活和工作過的房子。弄堂還在，一切依舊，在那扇熟悉的鐵門外，老人駐足良久。
（作者系民建會員、中國作協(xié)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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