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岳愛國

位于安徽省歙縣城西7.5公里處的棠樾村，因聚集了七座石牌坊而聞名天下。有人這樣評述棠樾村石牌坊群，譽之為：固體的史書，徽文化的標本，徽商的豐碑。從電腦上查閱了360百科，其中這樣評述道：

“棠樾牌坊群，位于安徽省歙縣鄭村鎮(zhèn)棠樾村東大道上，為明清時期古徽州建筑藝術的代表作。棠樾的七連座牌坊群，不僅體現(xiàn)了徽文化程朱理學‘忠、孝、節(jié)、義’倫理道德的概貌，也包括了內涵極為豐富的‘以人為本’的人文歷史，同時亦是徽商縱橫商界三百余年的重要見證。每一座牌坊都有一個情感交織的動人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候，曾大大褒獎牌坊的主人鮑氏家族，稱其為‘慈孝天下無雙里，袞繡江南第一鄉(xiāng)’。”

對上述說法我的觀點是：評價得過了！

透過七座高大石牌坊的廊柱間隙向遙遠而虛幻的深處望去，我分明覷到了石牌坊上未曾雕鑿出來的隱圖暗文，史書上未敢言明的虛情假意……

建造石牌坊群是一個十分浩大的系統(tǒng)工程，雖然當初這七座石牌坊是跨越400年的時間先后建造起來的。在這里，我不是說一個石質的牌坊有多么難建造，對當年徽派建筑的能工巧匠們來說，要建造這樣的一座石牌坊簡直是雕蟲小技，無足掛齒。我要說的是，這其中隱藏著諸多復雜的人際關系，需要打通直至朝廷的一層層關節(jié)，遠比建造一座石牌坊要復雜得多，假設沒有鮑氏家族前期綜合實力的充分鋪墊，要想建造這樣一組我們今天可以見到的石牌坊群是萬萬不可能的。而其中所需三大要素，包括：顯赫的權勢、豐厚的財力、奪人眼球的創(chuàng)意，三者缺一不可。

有財力、有創(chuàng)意，假設沒有權勢——沒戲

棠樾村的鮑氏先人原為山東籍，后因躲避戰(zhàn)亂，于宋建炎年間遷移至此繁衍生息。明嘉靖八年（1530年），鮑氏十六世孫鮑象賢得中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因政績顯赫，卒后贈工部尚書。

鮑氏家族何止鮑象賢這一個位高權重之人。在幾百年的歲月中，鮑氏家族出了一個個富有權勢的達官要人。元代有狀元鮑同仁，明代有翰林編修鮑穎、進士戶部主事鮑楠、知府鮑獻書、州府同知都轉鹽使司鮑孟英，清代有官商鉅戶鮑志道、鮑漱芳、鮑勛茂、進士編修鮑文淳、進士戶部主事鮑功梅、工部主事鮑國琛，清進士民國專員縣長鮑庚，等等。

正是有了這樣一代代的達官要人做支撐，鮑氏家族才能有顯示家族氣派的底蘊與張揚。假設鮑氏只是單純的古徽州富商家族，他們還能七拐八繞地與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人搭上關系嗎？也許能，但比登天容易不到哪兒去。

寫到這里，我們先把鮑家顯赫的身世放在一邊暫且不談，而將牌坊所要表達的忠孝節(jié)義故事單擺浮擱地介紹一二。實事求是地講，那些故事也還是很感人的，甚至可以說其中的一些故事還是具有一定的正能量的。僅舉慈孝里坊一個例子。

慈孝里坊為旌表宋末處士鮑余巖、鮑壽遜父子而建，是皇帝欽批“御制”的。史書記載，元代歙縣守將李達率部叛亂，燒殺擄掠。棠樾鮑氏父子被亂軍所獲，并要二人殺一，讓他們決定誰死誰生。孰料父子爭死，以求他生，感天動地，連亂軍也不忍下刀。后來朝廷為了旌表他們，賜建此坊。牌坊上還銘刻了明永樂皇帝的《慈孝詩》曰：“父遭盜縛迫兇危，生死存亡在一時。有子詣前求代死，此身遂保百年期。救父由來孝義深，頓令強暴肯回心。鮑家父子全仁孝，留取聲名照古今。”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聽到這個故事后，也很感動，又撥銀將“慈孝里”牌坊重新修繕，并刻御題對聯(lián)于其上。一座牌坊被幾朝皇帝加封，這在中國歷史上也不多見。

感動之余，我又有話要說了，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過多少仁慈孝義的好故事，如果每發(fā)生一個值得表彰的故事都要由朝廷或地方樹牌坊一座以示褒獎，恐怕在今天的中華大地上我們見到的就不再是青山綠水，而是密如森林的石牌坊群了。

遠的不講，就拿距離歙縣僅幾十公里的黎陽古鎮(zhèn)賈日華的故事來講。民國十八年，土匪在火燒屯溪老街后，揚言要繼續(xù)將與屯溪一橋之隔的黎陽古鎮(zhèn)放火燒光。黎陽士紳賈日華自愿留下與土匪周旋，以死抵抗，最終被殺。土匪感其仁義，遂撤出黎陽。其實，類似賈日華這樣的故事在中華數(shù)千年的歷史進程中俯拾皆是?？墒?，從棠樾村的石牌坊群來看，似乎從元代到清代的幾百年間，中國只發(fā)生了七個動人的故事，不免讓眾多的國人極其失落。

悲乎！

有權勢、有創(chuàng)意，假設沒有財力——沒戲

當年的鮑氏家族之所以能夠上通國家最高領導，除了朝中有做高官的以外，如果沒有豐沛的銀兩鋪路搭橋，恐怕要想連接起從古徽州的一個小村落到北京朝廷這么長的關系鏈是萬萬不能的。

鮑氏家族的官運亨通帶來的是經濟上的發(fā)跡，且好運連連，到了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形成了一個新的高潮。鮑象賢九世孫鮑志道任兩淮鹽運使，長達二十年；其子鮑漱芳繼任此職。

古語云：兩淮鹽，天下咸。可見兩淮鹽運使的地位之高。清代全國共有十一個鹽區(qū)，兩淮鹽區(qū)規(guī)模最大，每年可賺銀1500萬兩之多，上交鹽稅600萬兩以上。鮑氏鹽商成了當時最富有的徽商之一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年的鮑漱芳又當官又經商，壟斷了揚州城的鹽運市場，家中自然藏鏹百萬、富比王侯。這個時候的鮑漱芳開始有想法了——老祖宗已經建造了“忠、孝、節(jié)”各兩座牌坊，到了我這里，該為自己建造一座什么樣的牌坊呢？經與高人探討，決定在“義”字上下功夫，做點捐錢捐物的義事，為自己立上一座“義”字牌坊，反正家里有的是錢財，即使捐出一些也不過九牛一毛。此事恰巧傳到了嘉慶皇帝的耳朵里，于是暗示鮑漱芳，安徽、江蘇、浙江三省軍餉匱乏，需要有人贊助。鮑漱芳樂得拍皇上的馬屁，連眼皮都不眨地為三省發(fā)放了三年的軍餉。之后，鮑漱芳又先后為黃淮水患捐了兩筆款項，所捐白銀動輒數(shù)百萬輛。正是因為花錢如流水，終于獲得朝廷恩準，為自己討得個“樂善好施”的牌坊。

由此可見，鮑氏家族的石牌坊群基本是靠錢買來的。

哀乎！

有權勢、有財力，假設沒有創(chuàng)意——沒戲

有人可能以為我在說繞口令，三個小標題，只將其中的三個詞匯反復掉個，就表達出了三段不同的意思。您說對了，我就是想通過對這三個方面的描述，讓人們了解一個隱藏在棠樾村古牌坊群背后的真實故事。

當鮑氏家族在賺夠了名聲、賺足了銀兩之后，忽然別出心裁地想要搞點自我表揚式的歌功頌德建設了。于是開始拉關系、走上層路線，居然與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搭上了關系，于明永樂十八年(公元1421年)，由國庫出錢為鮑家立了慈孝里坊。牌坊龍鳳板上有“御制”二字為證，意味著該坊確實為皇家興建。

自從有了第一座牌坊，鮑家便一發(fā)不可收，于是一座一座地興建了下去，竟一下子延續(xù)了400年，共修成了七座牌坊，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牌坊群。

不得不佩服當年立石牌坊的最初創(chuàng)意者，因為如果沒有最初這個人倡議，在今天棠樾村的土地上，就不會赫然矗立起七座醒目的石牌坊；而棠樾村恐怕也不會被后人所關注，因為沒有了石牌坊群，這里就無法成為當今的5A級景區(qū)了。

當初那位立石牌坊的最初創(chuàng)意者是何許人也？對這個問題，棠樾村的鮑氏后人似乎并未關注，因為這樣的史實恐怕好說不好聽，假設當年的創(chuàng)意者只是村里某戶大戶人家的師爺提出，這不是在打鮑氏家族的臉嗎。

不管怎么說，當年的鮑氏家族以及今天鮑氏家族的后人們都該感謝這位當年立石牌坊的最初創(chuàng)意者。正是那位無名氏的精心策劃才有了幾位皇帝的垂青，才有了豎石牌坊的行動；也正是因為棠樾村有這個石牌坊群，棠樾村的村民們至今仍享受著當年立石牌坊而帶來的不竭紅利。

雖然棠樾村石牌坊群的建造史并不一定都是正能量的，但既然已經建造，并在棠樾村的村頭矗立了220年以上的歷史，我們還是應該尊重它們的存在，雖然無法將其視為“豐碑”，但將它們看作是“史書”還是有資格的。

徜徉在棠樾村石牌坊群的腳下，猶如在歷史的褶皺中徘徊。前后四百年的歷史，被濃縮在了七座以石為載體的、以炫耀為目的的、以自我吹噓為實質的象征性牌坊中。望著這一切，我雖有一些稍稍的失落感，但是還是有收獲的，因為我基本認識了棠樾村這個古村落的實質。

嘆乎！

寫于2018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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