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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艷華

山東聊城人，文學博士后，閩南師范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明清閩臺區(qū)域及六朝文學研究。主持教育部、博士后及福建省級項目多項，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十余篇。

福建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六朝文學、福建區(qū)域文學與文獻研究。著有《中古文學論稿》《福建文學發(fā)展史》等十余種，整理出版福建文獻十余種。

摘要：清代臺灣經(jīng)歷了一個由移民社會轉(zhuǎn)向定居社會的發(fā)展過程。在此過程中，由于經(jīng)濟取向濃厚、人口素質(zhì)較低，社會文化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俗化”現(xiàn)象，即文教不興、陋俗盛行、精致文化無由發(fā)展。清代閩籍學官作為一個文化素質(zhì)、節(jié)操修持較高的群體，以修繕學宮、重教興學推動了臺灣的文教發(fā)展；以秉承中國“采詩觀風”傳統(tǒng)的風土詩，來化導臺灣社會的種種陋俗；以標舉鄭五娘、五妃為節(jié)烈典范來形塑臺灣的社會倫理秩序。這在清代臺灣社會趨向文治化的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

關(guān)鍵詞：閩籍學官 清代臺灣社會 俗化 教化

所謂“學官”，又被稱為“教官”、“博士”、“廣文”等，負責各級官辦學校在學生員的管理和教學。清代地方學官主要是指在府、州、縣各級地方儒學任職的教授、教諭、訓導等。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復臺灣后，接著在各地設置了儒學學校。至光緒十一年單獨建省前，臺灣的官設儒學共有十三所。按照清代律例，官員任用要采用回避政策，即不能在本地任官。但學官的選任，因考慮到各地語言溝通、風俗人情等問題，故多選用本省人擔任，只避本府即可。而臺灣在單獨建省前，一直是福建省管轄下的一個府，故臺灣學官的任用必然要在福建各地揀選。清廷規(guī)定：“臺灣府學訓導并臺灣等四縣教諭、訓導缺出，先盡泉州府屬之晉江、安溪、同安，漳州府屬之龍溪、漳浦、平和、詔安等七學調(diào)缺教職內(nèi)揀選調(diào)補。倘有不敷，或人地未宜，仍于通省教職內(nèi)，一體揀選調(diào)滿補?！惫P者現(xiàn)據(jù)清代臺灣方志及所見的福建文人集中，得出閩籍入臺學官姓名可考者有四百余人。考慮到清代臺灣方志的編纂多集中在康雍乾三朝，因此閩籍入臺學官的數(shù)量應遠不止此數(shù)。

清代臺灣社會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從移民社會到定居社會的轉(zhuǎn)變。關(guān)于清代臺灣社會的轉(zhuǎn)型，較有影響的有三種觀點。一是“內(nèi)地化”，由臺灣學者李國祁提出。他認為臺灣社會變遷在取向上以中國本部各省的社會形態(tài)為目標，最終轉(zhuǎn)變成與中國本部各省完全相同的社會。二是“土著化”，由臺灣人類學家陳其南、李亦園、莊英章等為代表。其主要論點是：清代臺灣是由移民社會走向土著社會，土著化的特征是移民本身對于臺灣本土的認同感，而與中國本土社會逐漸疏離。三是“雙向化”，由陳孔立提出，認為清代臺灣社會的發(fā)展模式是雙向型的，即一方面日益接近大陸社會，一方面日益扎根于臺灣當?shù)亍Ｒ陨先?，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對清代臺灣的社會轉(zhuǎn)型均有較獨特的認識。目前，學界大都把十九世紀中葉前后作為臺灣進入定居社會的時間。那么，臺灣在移墾初期與日后墾熟后，其文化發(fā)展又經(jīng)歷了怎樣的變化呢？蔡淵洯以“俗化”來概括臺灣在移墾初期的文化發(fā)展趨勢。他說：“所謂俗化，在此系指初期移墾地區(qū)與移民所來自之母體社會其相對的文教發(fā)展程度來說的。清代臺灣各地在移墾初期，因受種種特殊情況的影響，致使當時社會陋俗盛行，文教不興，文學、藝術(shù)和哲學等精致文化無由發(fā)展。此種情況，與移民所來自之文教發(fā)達的閩粵社會或臺灣其他拓墾完成地區(qū)相較之下，顯得特別世俗無文，故以‘俗化’稱之?！币茐ㄉ鐣摹八谆壁厔荨１憩F(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上陋俗盛行，另一個是文教不興、精致文化無由發(fā)展。

不管清代臺灣社會的轉(zhuǎn)型究竟是何種模式，如僅就社會文化的總體發(fā)展趨勢而言，它是逐步擺脫“豪強稱雄、文治落后”的局面，而步入一個中華文化影響日益深入、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和倫理觀念不斷加強、文化和科舉漸盛、本土士紳階層逐步建立的“文治化”社會。簡言之，即從“俗化”到“文治化”的發(fā)展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國家不斷地利用科舉和國家禮儀（如旌表節(jié)孝、地方祭祀等）在地方進行的教化，就顯得尤為重要。朝廷給學官的職責定位是“正人倫而司啟迪”，故本文基于臺灣學官幾乎全為閩籍且為數(shù)不少的前提下，試圖從三個方面對閩籍學官在臺灣的教化進行探析，從而考察閩籍學官在臺灣“俗化”—“文治化”這一文化發(fā)展趨勢中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一

清代前期的臺灣被視為“化外之地”，因早期渡海入臺者多從事墾殖和商業(yè)，地方初辟，生員稀少。如康熙末年諸羅已建學三十年，但就學者多為內(nèi)地寄籍者?！扳孕蛑浚木又?，興福次之，土著寥寥矣。夫士農(nóng)工商，各世其業(yè)，故易有成也。諸羅之人，其始來非商賈即農(nóng)耳，以士世其業(yè)者，十不得一焉?！?a href='/qianlong/' target=_blank>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寧人朱仕玠到臺灣任鳳山縣教諭，他初到鳳山時，發(fā)現(xiàn)學官無辦公場所，教諭以明倫堂為署，訓導以五王殿東西廂為署。且他到臺數(shù)月，學署中竟人跡罕至?！氨诹⒔^幾榻，廚荒假食器。循例張科條，諸生無一至?！奔螒c二年（1797），閩縣吳玉麟任鳳山縣教諭，學風依舊不彰?！皩W署張羅蛛網(wǎng)結(jié)，講堂虛白蘚痕封。士紳樸陋同樵牧，胥役癡頑遜保傭。時校薄書殊俗吏，歲收祿米愧中農(nóng)。鼠竄塵案饞余餌，雀鬧空廚覓短供。坐暖冷氈疑入定，睡醒斜日欲高舂?！遍}籍學官入臺后，在清代臺灣的重教興學，主要表現(xiàn)在下列兩個方面：

（一）修繕學宮、傳播儒學

“學宮”，也稱“辟雍”，最早出現(xiàn)在西周時期，是周天子專門設立的教授貴族子弟的學校，后來泛指地方官辦學校。臺灣氣候多變，地震、颶風等時有發(fā)生，加上早期對教育的不重視，故學宮多有傾頹者。嘉道年間聞名臺灣的學官鄭兼才，曾把“潔修殿廡、肅將祀事”看作是學官的首要職責，因為學宮和夫子廟是學子知書達理的基本設施。閩籍學官入臺后，凡學宮修繕事宜，莫不積極參與，或捐款、或親董其事。即以全臺首學—臺灣府儒學為例，據(jù)清代臺灣方志記載，閩籍學官蔡登龍、黃世杰、鄭占春、丁必捷曾在康熙三十九年修建文廟、明倫堂，郭濤、杜成錦、陳文海、鄭長濟在康熙五十一年修文廟，乾隆十五年，廖玉麟、張錦仝修明倫堂，乾隆五十六年，沈鴻儒、楊見龍、朱蓮、李虬、吳斯勃、李維翰修文廟，道光十五年，許德樹重修夫子廟并祭器。除此之外，閩籍學官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宮設施的修建記錄，也屢見于方志中。

從《臺灣教育碑記》看，對于文廟、學宮或文昌閣、明倫堂的新建、重修或祭祀，地方官多會載諸碑文，使之流傳久遠。學官也會借碑文而進行修身養(yǎng)性、窮理格物等程朱理學的宣揚，使之成為傳播儒學的有效載體。如鳳山學官富鵬業(yè)曾鼓勵臺灣學子崇正學、敦實行。以儒家的“修齊治平”來砥礪名節(jié)、學以致用?！靶奚砹⑿姓?，大儒有用之學也；砥礪名節(jié)者，士人經(jīng)世之具也。古之學者，本窮理之識，以盡乎正心誠意之功，而修齊治平之理寓焉。是故出其所學以獻之廷，為王國之楨也。本其所學而體諸躬，為有德之彥也?！敝x金鑾是乾嘉時期福建較有影響的學者。他宗尚程朱理學，但又能融合漢宋。論學以四書五經(jīng)為依據(jù)，強調(diào)忠信好學、身體力行。不空談心性，強調(diào)士人在道德上的修煉和治世上的熱忱。他在安溪時作《泉漳治法論》、在臺灣時作《蛤仔難紀略》，文章經(jīng)濟有名于時。謝金鑾在《臺灣縣學夫子廟碑記》中循循善誘，引導臺灣學子不要視圣人之道為高遠難求，而應在日常實行中加以踐行。“蓋謂圣人之道，非高深迂遠，而其事甚近。圣人之為圣人，非如天如神，而其行至庸。凡圣人之所行，皆眾人之所能行。眾人之所行，不法于圣人則不達，此吾夫子所以師表于萬世也，是故夫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夫不遠人者，日用事物是也。”

（二）勤于課士、端正學風

閩籍學官入臺后勤于課士的事例，在方志中不勝枚舉。如臺灣府學首任學官長樂人林謙光，在任期間文辭純雅，誘人無倦色。鳳山縣首任學官晉江人黃賜英，康熙二十六年到臺灣，當時縣學初置，文風未盛。賜英以培育人材為己責。日進諸生，勤訓課。并捐資置學田二處，以供文廟香燈及諸生月課費用。士蒙其德，祀于學宮康熙三十四年任職的晉江人林慶旺，講學以端士行為先，整肅學規(guī)，訓迪有方。晉江人丁蓮，康熙年間進士，曾主講鰲峰書院。他調(diào)臺灣后，“倡明經(jīng)術(shù)，海外化之。”永安人陳元恕，乾隆二十七年調(diào)任臺灣縣學訓導。至則嚴考課、勤講學，以意氣勵諸生，多士感之。后因職員楊志申捐租以增學費，元恕更加振作，定章程、立學規(guī)，影響深遠。閩縣人董文駒，乾隆三十六年調(diào)任府教學授，有學行，月課生童，嚴考試。衡文慎甲乙，有所改竄，字畫必端正。得佳文，則優(yōu)賞以鼓舞之。與諸生言，必本忠孝諸大節(jié)。他監(jiān)管海東書院時不徇情面，嚴禁丁胥克扣生童膏火，寒畯賴之。

閩籍學官的節(jié)操實行，得到了臺灣士子的尊敬和愛戴。如鳳山教諭張有泌，“郡士咸慶得師。秩滿，多士云集餞送，賦詩贈行，勒石紀德?！眳怯聍肴螡M離臺時，臺灣士民對他依依不舍，相送于道。他感而作詩：“簫鼓紛紛擁彩旗，五年偏不厭迂疏。只應士類思投轄，何意居民亦臥車。借寇難留情已盡，懷情易飽苦同茹。定知去后能相憶，指點棲烏說舊廬?！遍}籍學官對臺灣學子的文學知識構(gòu)建也多有影響。如臺灣貢生陳文達認為由于學官陸登選的指導，“今臺陽四庠之士，經(jīng)夫子品題，而文體一軌于正，咸知原本六經(jīng)，講求古文大家者，我夫子之力也。被稱為乾嘉時期臺灣本土最有名的詩人章甫，其《半崧集》曾得到過閩籍學官謝金鑾、梁上春、黃大受等人的指導提拂。道咸年間，劉家謀在臺任學官時，門下英才甚多，他病卒臺灣后，臺灣士子周維新、韋廷芳為之刊刻遺集《觀海集》，并藏于臺灣，譜寫了兩岸師生友誼的佳話。嘉慶時臺灣學官謝金鑾的《教諭語》、《蛤仔難紀略》、鄭兼才的《六亭文集》曾多次在臺灣刊刻流傳。閩籍學官的重教興學、學官著作的刊刻，及師生之間的互動往來，無疑對臺灣的文教發(fā)展及后來本土知識分子的崛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隨著臺灣學校教育的普及及閩籍學官的重教興學，道咸時期臺灣的文教發(fā)展?jié)u趨興盛，科舉人才日漸增多。雍正二年（1724）建學的彰化縣學，到道光初年的一百年后，“人文蒸蒸日盛，捷南宮，登詞林者踵相接。而崇實學、敦實行，亦不乏人。立學雖后他邑，文風則甲一郡?！奔螒c二十一年（1816）興建的淡水廳學中，淡水學子鄭用錫成為臺灣第一個本土進士，此后淡水文運昌盛?！暗瓕僭O塾延師，其始也百無一、二。自設專學，科甲迭興，有司獎勸之，師長汲引之，人文蔚起，為全臺冠?！睋?jù)統(tǒng)計，咸光時期臺灣舉人和進士的數(shù)目，分別占清代總數(shù)42.23%和72.41%，當時還出現(xiàn)了“父子進士”和“兄弟進士”的現(xiàn)象，這表明讀書應試觀念已在臺灣日漸普及。清代科舉考試以正統(tǒng)的儒家經(jīng)典為主，科舉人才皆出于學校，學官是主持教學和管理的主要人員，如果從這個層面考慮，閩籍學官對中華文化在臺灣的傳播和發(fā)展確實功不可沒。

二

風俗包括風尚和習俗，是一定社會群體在心理、語言和行為上的習慣。社會群體是風俗的創(chuàng)造者和承載者，社會群體的人口狀況、組織狀況、經(jīng)濟類型等因素綜合起來，是風俗形成、傳承的基礎和決定性因素。曾有學者這樣概論臺灣移民社會的特點：一、在人口結(jié)構(gòu)上，人口增加較快、男女比例懸殊。二、在社會結(jié)構(gòu)上，移民基本按照不同祖籍地進行組合，形成各自的社會群體。社會上層多地方豪強，游民在社會上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三、在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上，沒有形成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商品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四、在政權(quán)結(jié)構(gòu)上，官府的力量比較薄弱，廣大農(nóng)村主要靠地方豪強進行管理。第五，在社會矛盾方面，官民矛盾和不同祖籍地移民之間的矛盾比較突出，反抗官府的起義和分類械斗時常發(fā)生。這些特點決定和影響了清代臺灣社會陋俗盛行的特點。如男女比例懸殊，使得社會中形成養(yǎng)子的風俗；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形成了重商輕學、奢靡浪費的風俗；以地緣而非血緣組成的社會團體，導致了械斗多發(fā)了尚武任氣的習俗；流民多、人口素質(zhì)不高導致了文教不興、迷信好巫等。

臺灣歷史學家連橫曾贊揚閩籍學官中多有博雅之儒，如謝金鑾、鄭兼才以文章經(jīng)濟有名于時，朱仕玠、吳玉麟、劉家謀、周長庚則以詩鳴。閩籍學官中有不少博學多才的有識之士，他們來自“朱子過化”之地，對福建宋儒理學浸潤已深。目睹清代臺灣的種種陋俗，自然難以默然于心。如謝金鑾說：“仰衍沃之邦，而感憤于人心風俗之所以弊，乃自《赤嵌筆談》、《東征記》諸書以外竊有論述焉?！保ā杜_灣竹枝詞》自序）劉家謀為人慷慨豪俠，于“一切地方因革利弊，撫時感事咸歸月旦，往往言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保ā逗Ｒ粼姟讽f廷芳序言）

閩籍學官作有大量的臺灣風土詩，如吳玉麟的《臺灣雜詩》、謝金鑾的《臺灣竹枝詞》、劉家謀的《臺海竹枝詞》及《海音詩》、馬清樞的《臺陽雜興》，周長庚的《臺灣竹枝詞》等等。在這些詩歌中，多涉及對臺灣的陋俗的揭露和批評。他們用大量的筆墨描寫臺灣陋俗中的種種現(xiàn)象，如奢靡浪費、輕生好斗、迷信好巫、吸食鴉片、好賭博等，其哀婉嘆息之情見諸言表。如對臺灣鴉片和好賭的描寫，“男好摴蒲女好游，失身蕩產(chǎn)幾曾羞。共貪鴉片朝昏吸，不到傷生不肯休?！保▍怯聍搿杜_灣雜詩》）“舐罷余丹尚共爭，淮南雞犬可憐生。漫將上下床分別，如豆燈光數(shù)不清。自注：煙渣館，多營卒所開。收鴉片煙之灰，熬而賣之。地狹不足庋床，每隔為兩、三層以待來者。無賴之輩曩無一錢，至為小偷，覓數(shù)十文以求度癮?！保▌⒓抑\《海音詩》）“閩江千里月同明。針路迢迢十一更。祆火曾焚黃蘗寺，劫灰新撤赤嵌城。開燈難使鸮音變（臺人多吸鴉片，謂之開燈），壓寶誰將蠹俗清（臺人賭博，名曰壓寶。見《臺海使槎錄》）。底事豪門偏錮婢？秋風蕭瑟若為情?！保R清樞《臺陽雜興》）謝金鑾認為不革除鴉片、賭博的陋習，臺灣的社會秩序就難以安定。“然有為甚害者，曰鴉片，曰賭局，充衢蔽野，富者以之而貧，中人以之為不肖。不軌之徒于是聯(lián)絡。必革此二者，民乃久安，或曰難焉。”

儒家思想自古以來就注重對民眾的教化作用，如孔子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論語·堯曰》)孟子說梁惠王曰：“謹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義”。我國自漢代起就設立了民間采風的樂府制度，這種“觀采風謠”的行為可以說是進行禮樂教化的預備工作。即采風最終是為了教化，以推動社會文化的統(tǒng)一。如果把上述學官的風土詩與清代臺灣方志中的《風土志》相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二者對臺灣陋俗的描寫幾乎是重合的。中國傳統(tǒng)史學中的懲惡揚善、勸勵風俗，本來就就有強烈的社會教化功能。當代史家汪榮祖曾將傳統(tǒng)史學之精神歸納為三：一曰顯忠臣，二曰誅逆子，三曰樹風聲。士為四民之首，學官為多士之典型，故學官在臺灣風土詩中的“采風問俗”，也是實施儒家教化的一種重要形式。

學官是整個官僚體制中的成員，他們官微職輕，官為八品，年俸僅四十余兩，但因其日常與當?shù)厥孔?、百姓?lián)系密切，故對地方風俗利病較為熟悉。“今官民俱不能相知，一有捍格不行，往往藉教官以達之。非教官之賢于守令也，去民未遠，其勢易知也。”學官介于官民之間的身份，使得他們能發(fā)揮上傳下達、溝通官民的作用。閩籍學官把采風化俗作為一種政治建言，對臺灣風俗向化、社會秩序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閩籍學官雖然官微俸薄，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參與了移風易俗的行動。如臺灣素有“錮婢”的惡習，鄭兼才曾在其《再到堂筆錄》中譏之，以為士大夫家何苦為此，徒作冤孽以貽后人。長樂人柯儀周在臺灣崇文書院從教多年，培植人材，不遺寒畯。他任滿返回內(nèi)地時，載婢數(shù)十人于內(nèi)地嫁之。咸豐初年，澎湖大饑，澎湖婦女多有被載至府城賣為婢女者。在臺灣道徐宗乾的倡導下，學官劉家謀親自出面，勸當?shù)馗患澇鲑Y贖之，最終各給路費令還其家。

三

清代臺灣社會初期，由于人口素質(zhì)不高，男多女少，教化未興，故社會對婦女的約束力較低。臺灣甫入清廷時的情形是：“婚姻論財，不擇婿，不計門戶。夫死則再醮，或而再，再而三，白首婺婦，猶字老夫，柏舟之誓，蓋亦鮮矣?！瓱o論男女老幼，常相率如禮拜堂，誦經(jīng)聽講，僧俗罔辨，男女混淆，廉恥既喪，倫常漸乖?！鼻∈暄才_御史六十七有感臺灣在婚姻上不遵禮義，有一女兩許者，有既定而后悔者，作《通飭慎婚姻重廉恥示》以戒之?！八煤笥信遥瑒沼谟讜r即行嚴加教訓，謹守閨門禮法。其定婚時憑媒作合，一絲為定，終身不改。倘有再敢蕩檢踰閑，葉篾禮法者，除將無恥之男女重懲外，其主婚之父兄照律治罪，必不寬恕。現(xiàn)今圣朝首重貞節(jié)，凡婦女持正守志者，率加旌表。爾等雖居海外，當知秉禮守義，為聲教之所不遺。萬勿狃于惡習，恬不知改?！?/p>

貞節(jié)觀念在清代達到極盛，甚至被稱為“節(jié)烈宗教化”時期。雍正三年上諭曰：“治道莫尚于風化，而節(jié)行實為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敕命旌表節(jié)義。使苦寒守節(jié)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fā)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采訪，俾深山窮谷之中，側(cè)微幽隱,無一不大顯于斯世也?！备鶕?jù)郭松義的研究，有清一代，受到旌表的貞節(jié)烈婦有100萬人，還有因種種緣故合例而未得旌表者，亦當有此數(shù)。臺灣在清代前期，因上述種種原因，節(jié)烈觀念還未建立，節(jié)烈婦女人數(shù)較少。據(jù)嘉慶十二年修成的《續(xù)修臺灣縣志》載，此前舊志中所載節(jié)烈婦女僅三十一人，其中入祀者十六人，旌表者七人。后鄭兼才在纂《續(xù)修臺灣縣志》時，細加采訪、甄別，也僅續(xù)采入二十九人，節(jié)烈婦女總數(shù)為六十人。故在當時的臺灣進行貞節(jié)觀念宣傳、構(gòu)建穩(wěn)定的倫理道德秩序，成為一件非常急迫的事情。閩籍入臺學官對節(jié)烈婦女的闡揚，在清代臺灣主要集中于兩個人物身上，即鄭月娘和五妃。

鄭月娘，泉州南安石井人，年十九嫁儒士王曾儒。一年后夫以病卒，月娘遂投繯而逝。當時的鳳山縣令宋永清將此事通報上憲，使月娘獲得朝廷褒獎。宋永清還親自祭墳，并為作詩一首：“繡幕塵生破鏡鸞，一朝春色已凋殘。從容就義冰心苦，慷慨辭親血淚干。渺渺幽魂隨地下，萋萋衰草泣江干。百年今日乾坤老，一夜西風俎豆寒?！睘楸碚昧覌D鄭氏的行為，宋永清還特別舉行了一次征詩活動。其《征詩小引》中有句曰：“青史不遺，愿征詩而表著；海天生色，先拈韻以闡揚?！彼斡狼逶娨怀?，其它仕臺官員、臺灣士子均紛紛唱和，共有和詩十七首，其中臺灣當時一府三縣的學官都有和作。如臺灣府學教授林華昌詩曰：“凄絕香闈忽折鸞，無端玉樹苦摧殘。百年心事夢中托，九轉(zhuǎn)肝腸哭后干。蜀魄夜啼霜月冷，湘魂時繞鳳江干。從容一死寧他矢，獨挈綱常萬古寒?！迸_灣縣教諭陸登選詩曰：“琴風凄斷泣孤鸞，霜月驚看花魄殘。勁節(jié)不磨天地老，幽懷有恨水云干。帷空只是存冰蘗，鏡破還同折鏌干。含笑九原雙比翼，貞心長徹海波寒?！兵P山教諭吳周楨：“廿載紅顏誓柏舟，霜天皓月耀中洲（鄭氏家住中洲）。繪來環(huán)佩皆生氣，死去綱常屬女流。早訂雙棲同土壤，肯留只影度春秋。尺絲魂斷聲名振，愧殺須眉萬古愁?！敝T羅教諭孫襄：“名家淑女擲芳年，未解三生石上緣。皓月長明滄水面，頹風直挽鳳山巔。豈貪盛節(jié)垂千葉，但矢貞心到九泉。扶植綱常吾輩事，新詩題遍海東天?！?/p>

以上四個學官的作品中，前兩首手法相似，以“孤鸞”、“玉樹”、“花魄”的殘缺來比喻失偶月娘的凄苦。蜀魄—湘魂、勁節(jié)—幽懷的同類意向的使用，意在表明其行動足以使天地生情、風云變色?！昂旁?、“貞心長徹”，指月娘的殉節(jié)，實現(xiàn)了在另一個世界和夫君的團圓，其精神操守永留人間?！皬娜菀凰馈迸c“綱常萬古”的懸殊，暗示了月娘之死的重大社會價值。吳周楨的“尺絲魂斷聲名振，愧殺須眉萬古愁”，以“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出發(fā)，認為月娘遵守諾言、以死殉夫的剛烈行為，足以使男子自嘆弗如。孫襄的“扶植綱常吾輩事，新詩題遍海東天”，直接點出了此次征詩“扶植綱常、宣揚教化”的目的。當時的臺灣學子，如貢生陳圣彪、廩生李欽文、廩生張纘緒、增生張士箱等七人也參加了唱和。臺灣士子的詩歌，雖用語各異，但都緊扣了宣揚節(jié)烈的立場。如李欽文的“冰雪心肝甘自矢，輕生重節(jié)植綱?！保粡埵肯涞摹帮L謠傳海內(nèi)，千古尚相看”；鄭煥文“雙魄遂雙棲，節(jié)成萬古留”；李廷綱“從容就義際，千載垂青史”等。

五妃的故事是與明寧靖王殉節(jié)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五妃即明寧靖王朱術(shù)桂的侍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在鄭克塽投降前，和寧靖王一起自縊殉明。五妃后來被合葬于鳳山仁和里魁斗山，稱五妃墓。不同于前述對鄭烈婦的旌揚是出于有意識的組織活動，閩籍學官的五妃詩則作于乾隆到光緒年間的不同時段。作者包括朱仕玠、吳玉麟、謝金鑾、劉家謀、周仲莘五人。

細讀五人的詩歌，可以發(fā)現(xiàn)學官對于五妃節(jié)烈的闡揚，經(jīng)歷了一個從倫理道德上升至民族大義的過程。吳玉麟的《五烈墓》中說“就義王孫知死所，順從妾婦勝生時”，把五妃之死看成是“順從”寧靖王的旨意，意在宣揚婦女的三從四德。劉家謀說：“哪知瘴海千重外，尚有紅顏識報恩”則把五妃之死的動機看做是回報寧靖王的“紅顏報恩”。按照《寧靖王傳》的記述，寧靖王在自縊前并沒有讓五妃同死的打算，而是給她們或為尼、或嫁人的出路，但五妃情愿與王同生死，且在寧靖王死前先行自經(jīng)。因此說，不論是“順從妾婦”還是“紅顏報恩”的說法，都還是局限在傳統(tǒng)的夫為妻綱的范圍。而吳玉麟詩中還有一句：“莫羨田橫人五百，五妃端不愧男兒”，這里把五妃與寧靖王，比作五百士與田橫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暗示了五妃之死的“忠義”精神，但五百士與田橫的關(guān)系也仍不出忠于一主的范圍。把五妃之死提升到民族大義高度的是謝金鑾的《五烈墓》?！把律揭粔K肉無存，荒隴蕭蕭古墓昏。水國有魂追帝子，交衢無計脫王孫。秋風亂冢紅夷塞，落日寒潮赤嵌門。留得東南殘碣在，故宮花草向誰論。”詩中的的“崖山”指的是崖山海戰(zhàn)，崖山海戰(zhàn)發(fā)生在祥興二年（1279年），是南宋與蒙古族的最后一次正面戰(zhàn)爭，其最終的結(jié)局是宋軍全軍覆沒，左丞相陸秀夫因突圍無望，遂背負年僅九歲的少帝趙昺蹈海殉國，隨行的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自殺。據(jù)《宋史》記載，七日后，十余萬具尸體浮海，山河為之變色。在這首詩中，謝金鑾把五妃之死比為南宋軍民的殉難，意即把五妃之死作為明朝滅亡的象征，賦予其堅守民族大義的精神。在明清遺民詩歌中，就有把女子殉節(jié)與士人殉國的相互比附，把五妃之死比之殉國之士，是將其節(jié)烈行為上升到了最高的民族氣節(jié)的程度。

乾隆年間，巡臺御史范咸、六十七命海防同知方邦基修五妃墓，立墓道碑于大南門外。當時的臺灣道莊年作有《五妃墓碑跋》，認為范、六二人的舉動是“闡貞表幽，以為海外之頑懦勸固、宣圣化者之急務?！蓖问?，沈葆楨在稟明朝廷后，為鄭成功立祠，五妃得以陪祀其中。由此可見，五妃的節(jié)烈，已與鄭成功的明大義、延明朔的忠義精神有類同之處。清代臺灣的“五妃詩”有近七十首，作者約有三十余人，其中臺灣士子約有一半以上，但在內(nèi)容上均沒有超出對五妃節(jié)烈精神的闡揚。江寶釵說：“寧靖王自縊身亡，五妃殉情，受到推崇與愛戴，這種氣節(jié)自勵，似乎是超越朝代的認同，成為一種集體認同?！?/p>

如果說發(fā)生在康熙四十三年的《節(jié)烈鄭氏詩》的同題吟唱，對剛剛納入清朝版圖十二年的臺灣來說，是一次表彰節(jié)烈的教化普及。而學官的五妃詩書寫，則把五妃變?yōu)橐粋€節(jié)烈的符碼，成為清代臺灣的一種集體認同。這種標舉倫理典范的教化活動，對當時社會的倫理道德形塑無疑會起到重要作用。即以地瘠民貧的澎湖而言，乾隆三十五年（1770），胡建偉編纂的《澎湖紀略》中，僅載烈女11人。時隔六十多年后的道光九年（1832），蔣鏞編纂的《澎湖續(xù)編》中，“烈女”一門增加了122人。光緒年間編成的《鳳山采訪冊》中，記載的“烈女”有138位。吳德功編纂的《彰化節(jié)孝冊》中，收入節(jié)婦有280名之多。

綜上，閩籍學官在清代臺灣社會，充分發(fā)揮其職責內(nèi)外的教化作用，以重教興學推動了臺灣的文教發(fā)展；對與臺灣移民社會相伴而生的種種陋俗，秉承中國傳統(tǒng)的“采詩觀風”精神，起到了化導風俗的作用；以標舉倫理典范的節(jié)烈詩歌創(chuàng)作，來引導臺灣建立儒家社會的綱常道德。學官與臺灣士子聯(lián)系密切，閩籍學官中有不少和臺灣士子游覽觀景、題詩贈序、編纂方志的往來。“士為四民之首，正可以藉此化頑梗之風，而成雍熙之治”。學官作為文化素質(zhì)、道德修持教高的一個群體，通過言傳身教促進了臺灣文化教育的發(fā)展，并通過“朝廷（上官）—學官—士子—民眾”這一傳播渠道，在溝通大小傳統(tǒng)及閩臺區(qū)域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文章原載于《東南學術(shù)》2013年第3期

責編：李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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