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鳴馬頭出土的一件文物的“淵源”
商代晚期獸面紋提梁卣，1974年廣西武鳴縣馬頭鄉(xiāng)全蘇免嶺出土。造型紋飾與安陽郭家莊出土的亞址卣相近， 可能是中原傳入。
名稱：獸面紋提梁銅卣
尺寸：通高40厘米，口徑17×12.8厘米，底徑19×15.5厘米時代：商代來源：1974年出土于廣西武鳴縣馬頭鄉(xiāng)全蘇免嶺
盛酒器。卣身及蓋四面有棱背，提梁置于正背面脊上。蓋面、腹部飾以浮雕式的獸面紋，眉、目凸起。蓋面上兩獸面紋向左右，腹部兩獸面紋向前后，互不相望。蓋緣、頸、圈足均飾夔紋，蓋鈕飾六只蟬紋。提梁飾夔紋和蟬紋，兩端作牛頭形。蓋內有標志著做器奴隸主族徽的銘文。此為典型的中原器物，至于為何出現在甌駱地區(qū)，有專家猜測，其可能是通過賞賜、購買或交換而來，也有可能是戰(zhàn)利品。
2008年01月22日 06:15來源：廣西新聞網-南國早報作者：蔣廷瑜編輯：蒙衛(wèi)芝
時下，人們說起大明山，很自然就會浮現出旅游勝地的印象。其實，大明山還有眾多古跡，早在幾千年前，大明山一帶區(qū)域就活躍著人類文明，廣西的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山下一帶，發(fā)掘到不少非常有價值的文明遺址、遺跡。
商卣南傳新信息
“挖到寶了!”1974年1月19日，廣西武鳴縣馬頭公社全蘇大隊幾名社員在村子附近的勉嶺東南坡挖貯糞池，無意中挖出一件色澤晶瑩、紋飾繁縟的青銅卣。他們趕快提去水溝洗凈。得到消息，我們次日就趕到了出土銅卣地點。
馬頭公社現在叫馬頭鄉(xiāng)，全蘇大隊也叫全蘇行政村了，位于武鳴縣東北部，大明山的東南麓。勉嶺出土的銅卣，有提梁，帶蓋，有圈足，器體呈橢圓形，通高40厘米，腹部寬19.4厘米，重10公斤。身、蓋四面有高聳的扉棱，通體以云雷紋為地，飾3重花紋。蓋面和腹部是浮雕式的獸面紋，目、眉、耳突起，目似圓球，眉如臥蠶，眉尖突出器外。蓋上的獸面向左右，腹部的獸面向前后，上下互相錯開。蓋的邊緣、頸部、足部，各飾一圈夔紋，夔身上又飾勾云紋。蓋緣的夔向左行，頸部的夔向右行，足部的夔又向左行，富于變化。蓋的左右棱脊伸出，脊的側面呈圭形，有陰線蟬紋。提梁呈弓形，由兩兩背向的夔龍組成三角帶，三角內也填飾蟬紋。提梁兩端作牛頭形。整件器物構圖嚴整，刻鏤精工，美不待言。專家們反復摩挲，贊口不絕。
當年2月15日，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家、文物鑒定家商承祚教授帶著他的助手應邀來到南寧。他在看過這件銅卣之后說：這是標準的商代銅器，而且年代不太晚，可能是早商，起碼是商代中期的，是一件“國寶”級的文物。又說：卣的紋飾用知鳥（蟬）他還是第一次見到，其它銅器上用知鳥有兩個時期：一是早商、中商，到晚商就沒有了；二是春秋時期。
我們幾個年輕人私下議論，認為他的斷代太早了。
勉嶺銅卣的蓋內有一陰刻銘文字，可譯成“天”字或“子”字，與中原地區(qū)一些商末周初青銅器上的銘文很相近。有人認為這是黃河流域的一個地名。后來我?guī)с~卣照片到北京，向北京大學和故宮博物院研究商周青銅器的專家請教，他們也認為是商代晚期的，不是商代早期的。
銅卣是一種盛酒器。這種盛酒器只見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在這之前或之后都是沒有的，時代性很強。為了弄清銅卣出土情況，我前后3次到全蘇勘察出土現場，向發(fā)現者詢問發(fā)現情景。銅卣周圍的土已被挑去鋪路，我又重新將這些泥土挖出來，細心翻檢過，除了找到兩片銅戈殘片之外，其它一無所獲。
黃河流域的商代銅卣怎么會越過千山萬水跑到大明山腳下來呢？人們百思不得其解。
過去有一種傳統(tǒng)說法，認為商朝奴隸制國家的統(tǒng)治范圍只限于黃河中下游地區(qū)。自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這種陳舊的說法已被考古新發(fā)現所打破。不能按商王朝的實際管轄范圍來看待商文化的傳播。生活在廣西的民族，遠在傳說時代就同黃河流域發(fā)生了聯系。傳說“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此“交阯”就應含廣西在內。《逸周書》記載，在商代向商王朝貢獻方物的民族中，有廣西的甌、桂、產、里等國。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商朝晚期向南方用兵的記載，而同地出土的海貝、龜版，經鑒定有不少是南海所產。這就給我們透露了嶺南地區(qū)同商王朝發(fā)生聯系的信息。到周代，向周王朝貢獻的方物又有“路人大竹”、“蒼梧翡翠”，這路人和蒼梧也應在今廣西境內。由于聯系的不斷加強，他們從中原帶入青銅器是完全可能的。
細心分析，商代銅卣之所以埋到武鳴來，無非有3種可能：
一是南方民族首領向商王進貢，商王將銅卣回賜給他們帶回；二是南方民族首領在同商或商的屬國打仗時虜獲了這件銅卣，作為戰(zhàn)利品帶回；三是商末周初中原戰(zhàn)亂，失敗的奴隸主南逃，把銅卣帶到這里來。
大明山下現墓群
時間不斷流逝，轉眼又到了1985年3月，有人在離勉嶺東約1.5公里的元龍坡挖到一個銅盤。這個銅盤，折沿，淺腹，腹側有一對半環(huán)耳，高圈足，器底有一個半環(huán)鈕，盤內中心飾六瓣花紋，六瓣花紋之外有重環(huán)紋，器外腹部飾竊曲紋，圈足外飾云雷紋。在造型和紋飾上都有西周晚期作風。這件銅盤于當年10月初被送到南寧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該辦公室即與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武鳴縣文物管理所組成調查組，再次前往武鳴縣馬頭鄉(xiāng)。到了那里，我們這才發(fā)現，元龍坡是一處規(guī)模頗大的先秦墓地。這又為解開商代銅卣南傳廣西武鳴之謎找到了新線索。
元龍坡位于馬頭圩東北約500米處，屬大明山西麓丘陵地帶，最高海拔200余米，以最高處的頂部為中心，向西、南、東延伸，形成“T”字形丘崗。頂部較平坦，墓葬以頂部為中心向西、南、東及西側坡面散布，形成三個聚集區(qū)。墓群范圍較大，墓坑分布密集，排列整齊。墓內填土經過夯打，顯得很堅實，最近幾年，山上的樹被砍伐，雨水直接沖刷地面，將周圍的原生土沖走，而夯土被留下，形成一個一個土臺，暴露于地表。
1985年10月，由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文物工作隊、南寧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武鳴縣文物管理所聯合組織考古發(fā)掘隊，在韋仁義領隊下，完成了安等秧戰(zhàn)國墓群的發(fā)掘后，立即移師元龍坡。彭書琳參加了這次發(fā)掘。至1986年3月20日，在元龍坡清理古墓350座。
元龍坡墓的墓室為狹長形，有的在兩端留有二層臺，有的把墓坑挖成船形，個別的墓有半圓形耳室。隨葬品較少，一般只有三四件，其中約三分之一的墓空無一物。隨葬品以陶器為主，次為銅器、玉石器。
這批墓葬有一種將隨葬品打碎分散埋葬的特殊習俗。有的將罐、釜、缽之類夾砂陶器打破成數塊，分別放置在填土中和墓室底，有的將玉鐲折斷，分置在填土和墓底，有的將石范打碎，分成數塊放置在填土和墓底。這群墓還有隨葬天然礫石的現象，一般在墓底兩端相當于死者頭部和足部的位置各放兩塊較大的礫石，少數墓只在一端放礫石，部分墓在填土中放礫石，少者三五塊，多者數十塊。
元龍坡墓群的年代，從出土的典型青銅器來看，初步推斷為西周至春秋時期，從墓地采集的木炭作碳14測定的數據，也基本與此相符。這批墓葬是目前在廣西發(fā)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時代墓群。
青銅冶鑄見萌芽
這群墓陪葬的銅器有盤、卣、刀、戈、矛、斧、鉞、匕首、鏃等。其中銅刀、鉞、匕首等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還有一種像劍一樣的圓形器，尚不知作何用，無法定名。
特別值得令人驚喜的是這批墓出土了一批砂石鑄范。計有完整、成套的雙面范6付，單扇能辨清器形的6件，殘碎不能辨別器形的30多件。這些鑄范都是用紅砂巖雕鑿而成的。有鳳字形鉞(即雙斜刃鉞)、扇形鉞、單斜刃鉞、斧、鏃、鐓、圓形器、叉形器等器物范。如鏃范，內刻鑿出3件鏃模，共用一個澆注口，范面刻一對相向的云紋，并刻有類似數碼的符號。這些器范都是呈抹角長方形的雙合范，正面扁平，刻鑿器物模型，做出橢圓形澆注口，外表打磨光平，使用時，兩范對合，用繩索捆緊，將溶化的銅液向澆注口灌注，直到充填滿為止。有些石范內有燒焦痕跡，說明已經使用過。墓內隨葬的一些銅鉞、銅刀、銅鏃和圓形器，放入相應的石范中恰好吻合，說明就是用該石范澆鑄出來的，這些石范曾是澆鑄銅器的實用器。類似砂石鑄范，在廣西那坡縣感馱巖遺址、平南縣石腳山遺址和靈川縣新巖遺址也發(fā)現過。這些遺址都是新石器時代末期和青銅時代初期的洞穴遺址。
其中一些鉞、刀、斧、鏃的石范，將墓中出土的鉞、刀、斧、鏃放入，正好吻合，說明這些青銅器就是用這些石范澆鑄出來的，當時本地無疑已有了自己的青銅冶鑄業(yè)。
但是，這種鑄造技術是相當原始的。因為砂巖受石質的限制，既不能制造大型的范，又不能在它上面雕刻精致的紋飾，用砂巖制成鑄范，只能鑄造小件青銅器，而且多是素面的，或是只有簡單花紋的青銅器。大件的，薄胎容器和裝飾花紋復雜細致的銅器還得從外地輸入。
【作者簡介：蔣廷瑜，廣西興安人。1964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yè)，進入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博物館，從事田野考古和地方史研究，曾任自治區(qū)文物考古工作隊隊長，廣西博物館館長、研究員，廣西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理事長。發(fā)表學術論文七十多篇，專著有《銅鼓史話》、《銅鼓藝術研究》、《古代銅鼓通論》、《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等。從今日起，本刊選載他的“考古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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